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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已如上述，而对回族的所谓“形成”是否有“再认识”的必要呢？多年来，一种定型的观念便是回族“形成”于元代以后，但还有人论证在元代，而更离厅的则是在明代中叶！但是这些界说却被回族人民的实践史提出了挑战，于是人们只好说唐宋时代是其“侨民”时期，或者就明代以前统称之为“先民”，抱歉的是笔者也曾这样的人云亦云过。现在我想问题正好出现在“形成”这两个字的作文题上。当盎格鲁·撒克逊人从英伦三岛移民到北美大陆，尔后又与其他种族移民融合而成为美利坚民族；当具有以色列文化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移民到同一大陆而成为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外学者们却从来没有人去研究它们的“形成”，而是顺理成章地探讨它们的来源与发展。那么，具有类似情况的回族却要去探究它的“形成”，多此一举。而回族的“形成”也者，也即论者认为它“形成”了，才承认它是一个民族！于是，论者的视观虽各有不同，但都是集中于元代人数较多的“主族源”，而以之为回族“形成”的归宿，尤其有人以其完全“接受汉语”作为“形成”的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不拟详加讨论。但是可以指出指出的则是早在宋代，当时的这个群体的“次族源”便由“五世蕃客”而滋为“土生蕃客”，说明当时人在照应其来源“藩客”的同时已经认定他们业已是归化的土著而成为一个群体了。此后，对元代所增加的大量“主族源”回回人，元人敢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而与其他民族一样看待，自然也未将此前的“次族源”人排斥在外。至于回族广大人民的自觉意识，也同美利坚民族一样，从他们移民的开始一直延续下来，都认定自己是一个民族实体。因此对其早期的“侨民说”，乃是现代移民法的一个概念而加之于古人。那么，宋代如蒲寿庚家族从其“归化”、仕宦和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史实，类如蒲氏这样大量的福建“土生”的“藩客”，还要说他们是“侨民”吗？再就陕西而言，如前述宋初的马依泽卜居回民已众多的泾阳，到元初四百年繁衍，名宦辈出，裔嗣万众，难道他们仍然是“先民”而要等到明代中叶才“形成”为回族吗？类似的例证还很多，包括西夏地区的不少群落。这是宋代的情况。 到了元初，我们从马可·波罗的亲身所见出可以得到佐证。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曾在陕西东部见到了大批的“土库曼族人和撒拉逊人”早已定居从事农耕。④马氏为什么列出两个名称呢？也许前者是指新来的中亚穆斯林，后者指以前的“回教徒”。然而不管如何，马可·波罗则是将他们作为两个不同来源的同一个穆斯林群体即民族看待的，说明至少在元代以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垦耕落户而形成为大片的群落了，这大片的群落又绝不只是陕西一隅。 至于回族“形成”的“语言决定论”，首先便是语言绝不能成为识别某一民族的唯一标准，其次则是论者的“根据”是明初禁止“胡语”。于是既不考证当时这个群体是否还操用“胡语”，也不研究它当时发展的状况，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回回必须经过百余年才能完全“接受汉语”，因而明代中叶完全“接受汉语”了，于是这时候回族也就“形成”了。那么，同样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唐宋元三代数以万计的这些人，当其与广大汉民接角交往时，难道都要配备翻译吗？无数作家如李珣、蒲寿晟、萨都刺等仅仅是他们个人熟练于汉语吗？没有他们身处自己民族早已具备的汉语环境而能如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无数史实表明，即使元代东来的中亚穆斯林，基本上在明初也已经完全操用汉语了。此外，关于回族的“形成”，还有一种更加离奇的“脱胎换骨论”，说穿了，除了“异化即是形成”不有什么呢？可见“形成”的作文却引来了五花五门的，回族真正的发展规律则被掩盖了。 因此，我认为根据回族的历史发展，也根据一般移民史的规律，应该抛开所谓回族的“形成”观，还是以探讨其来源与发展为宜。 关键在深入了解回族 对于回族再认识的方面还有许多，这里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过去研究的某些失实和谬误，乃是论者“以模范实”的主观意所造成的。论者主观上的不足，正如蒙语“努特格”一词，连国外精通蒙语的蒙古学不者也难知其还有青、黑二色蕴涵一样，只有到大漠草原的蒙族牧民中去了解才能悉基究竟。因此，仅凭贫乏的史料而不深入实际了解，便难免“以象概实”，或者想其当然，甚焉者还出现武断，传给读者的则是一些错误的信息。所以就回族研究而言，这无宁是不足为取。且举例来说。 其一，对于中外学者所注目的西北回族伊斯兰教苏非派群体，曾首先由清代汉族人士称之为“门宦”，以至现在仍为回族史研究者所沿用。这种称谓是不合实际的，是一种“唯象论”的政治错觉，即离开群其群体实质而仅仅着眼于这一群体发展到后来的上层统治者而言，其后又据此归结为“神秘主义与地主经济相结合”的“门宦制度”。然而，只要对回族伊斯兰教略加了解，便知道他们乃是遵奉伊斯兰教苏非信仰的一个群体，并分为一些支系。不妨以其中哲赫勒耶一系的道统史来观察，该系的前四代便都是背夹⑤芒鞋传道的。他们甘居于破窑洞，躬自耕作，粗衣疏食，以进行苏非的苦修，进而由于信徒众多遂形成一系，只是到了第四代的教领马化龙才出现所谓“神秘主义与地主经济相结合”，但不久便又遭到清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而一蹶不振。其他各系也大致如此，总之是一信仰苏非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各系经过1958年的“宗教改革”，废除了其上层的特权，尤其是近10多年新史料的出现和学者们的研究，终于匡正了“门宦”之说而还其回族苏非派穆斯林群体的本来面目，故“门宦”之说是不能反映其实际的。由此可见，过去认识的错误，除了未获得足够的史料以外，便是对回族的各种状况未加研究而付诸一瞥的结果。 其二，如前所述，穆斯林文化是回族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与穆斯林信仰的伊斯兰教在不同情况下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所以要了解回族便必须研究回族伊斯兰教。例如从清代以来，对回族伊斯兰教的所谓老教、新教、新兴教、崭崭新教的名词越来越怪异，言者昏昏，因之使知者也难加捉摸。实际上，其中的老教回民按阿文“古老”的音译称之为“该迪目”，即从唐宋以来一脉相承而今人数仍然较多的一支。明清之际，由老教开始分化出苏非派，清未分化出伊赫瓦尼和西道堂，30年代又由伊赫瓦尼分化出赛来费耶，但却都一致遵守着从古代该迪目以来的逊尼派及其哈乃斐法学派的信仰。然而有人却并不去了解该迪目在回族信仰史中的这种史实，竟然说它是明代中叶“回族形成”以后，其上层统绐阶级所创立的一种统治回族人民的“意识形态”！如此概念化的不顾史实的武断，又何从研究回族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