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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研究在下列方面引发了场域—惯习理论的转型，首先，“符号资本”概念的引入改变了场域的纯粹客观性，因为符号资本是对上述物质性或者身体性资本的感知或者“误识”，其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别人认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场域中的客观因素对惯习的制约关系既可能被符号关系所加强也可能被后者减弱。其次，教育作为相对独立的场域，既可能通过符号生产和符号操控实施现实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也有可能产生现实支配关系的对抗性力量，即具有反思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揭示和批判这一权力的再生产机制。知识生产场域和知识分子成为影响未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在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中就隐含着一种与场域—惯习理论中的决定论十分不同的社会想象。而反思社会学则集中体现了布迪厄的政治立场，也暗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 反思社会学意味着新的社会想象 布迪厄所说的“反思的社会学”含义十分广泛，兼有认识论、本体论和政治理论的内涵。但在何种意义上反思社会学意味着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社会本体论，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想象? 反思社会学是基于场域—惯习理论和符号权力理论之上的，是以这些理论中的决定论逻辑来返观社会学自身的。他在《学术人》中指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身处学术场域和更大的权力场域之内，因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惯习：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关注现时权力利益。 这种较为现实的看法在他对“理性”的历史主义理解上也有所体现，而且这种历史主义的理性观似乎又重复了场域—惯习理论中的决定论，甚至消解了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研究中隐含的政治开放性。 但布迪厄的历史主义理性观无法回答这样一种提问：如果说需要创造社会条件以保障理性的实现，那么这种创造力的源泉何在?如果说布迪厄本人在力争这些保障理性的社会条件，那么他本人又是受何种社会条件的保障?在布迪厄描述的具有浓厚决定论色彩的学术场域中本来无法出现他本人这样的“反叛者”。在这里，布迪厄和马克思一样，陷入了决定论的悖论：任何决定论都无法在其自身框架中说明自身。布迪厄对认识条件的揭示与批判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的客观决定论的一种反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布迪厄理论逻辑的不自洽，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在社会本体论上的无意识，即在将其研究对象归于“历史主义理性”之时，却在自身那里保留了“先验理性”的存在。 因此不是在布迪厄的明确论述中，而是在他的政治态度和无意识中，可以发现先验理性在社会本体论上的位置。这样，在布迪厄(部分暗示出)的社会本体论中，不依赖任何社会条件的“理性”与经验性的支配力量(场域、惯习和符号权力)构成了一种制衡的关系，从而使这种本体论呈现出一种张力，而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