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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主义与民俗学：北欧诸国 民俗学在北欧（特别是芬兰）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孪生兄弟；在学科建设方面，民俗学无论在芬兰还是在瑞典、丹麦、挪威都享有较高学术地位，而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芬兰的民俗学研究远远早于现在的芬兰共和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民俗学在教育国民、争取芬兰独立的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民俗学在芬兰被尊为国学，其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是芬兰民俗学的蕴育期。芬兰本是由古代游牧部落定居后形成的国家，在12世纪到14世纪期间被瑞典人征服并被迫接受基督教文化；后又于1809年被割让给俄国，直到1917年才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芬兰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利用民俗研究来启迪民族精神的努力始于历史学家波桑（Henrik Porthan ）的《芬兰诗歌研究》（1766～1778）。 虽然波桑和其他早期学者仅仅依靠文献记载来研究民间口头创作，猜想和虚构的成分很大；但他们的工作唤起芬兰社会对于民间文化的重视，为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1835～1862)以芬兰民俗学之父隆诺特(Elias L＠①nnrot，1802～1884）的杰出贡献为标志。与波桑等书斋学者不同， 隆诺特以医务官身份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亲自收集民间流传的故事诗歌。他最大的贡献是收集出版了芬兰史诗《卡勒瓦拉》（1835）。后继者发现隆诺特将他从不同地方收集到的许多短歌合并在一起，编成史诗《卡勒瓦拉》，就像《格林童话集》一样，有太多的加工整理成分。尽管如此，隆诺特的实地调查和他出版《卡勒瓦拉》的历史功绩还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卡勒瓦拉》不仅极大地振奋了芬兰人的民族精神，也成为民俗学的立身之本。 芬兰民俗学史的第三阶段也可称为科隆时代，即科隆父子在赫尔辛基大学执教的66年（1862～1928）。在此期间，以科隆父子为代表的民俗学家使芬兰成为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心，并创造了著名的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尤利斯·科隆（Julius Krohn，1835～1888）自1862年起在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文学史和语言学，他发明了通过比较一首民歌之许多异文，将民歌异文分解成母题，分析这些母题的分布状况和历史变迁，最后确定该民歌之历史的方法。这便是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雏形。此外，他还积极鼓励芬兰民俗学者扩展其研究领域，研究民间故事传说，习俗信仰等所有民俗事象。 老科隆去世后，他的儿子卡尔·科隆（Kaarle Krohn，1863～1933）被赫尔辛基大学聘用继承父业，并在1898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著名大学中担任民俗学专业教授的学者。卡尔·科隆最重要的贡献包括整理发表了他父亲晚年的重要著作，致力于发展历史地理方法论，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俗档案馆和著名的《世界民俗学家通讯》，使田野作业方法在芬兰民俗学中制度化，还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民俗学家。卡尔·科隆于1926年发表的《民俗学方法论》系统阐述了芬兰历史地理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与卡尔·科隆同时发展了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阿尔涅（Antti Aar-ne，1867～1925），本为中学教员。与多数同时代学者不同，阿尔涅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集中于《卡勒瓦拉》之外的民俗事象，特别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分析。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08，1913）。经美国学者汤普逊增订之后，这本索引工具书便成为民俗学中的经典，而A—T分类法也成为全世界民俗学者必须掌握的分析工具。 经过几代民俗学者的努力，芬兰几所重点大学都设有民俗学专业，中小学则设有《卡勒瓦拉》必修课。芬兰的民俗档案馆、民俗博物馆、民俗村都具世界一流水平，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继卡尔·科隆与阿尔涅之后，哈维欧（Martii Haavio）和库司（Martii Kuusi） 等一批优秀民俗学家致力于使民俗学专业化，并取得很大成就。到50～60年代时，芬兰民俗学已成为世界民俗学中的楷模，芬兰历史地理方法之影响遍及西欧北美，而赫尔辛基已成为世界民俗学者心目中的民俗学圣地。 瑞典、丹麦和挪威的民俗学比芬兰要晚大约半个多世纪，严肃和具规模的收集活动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但同芬兰情况类似，民俗学在这三个北欧小国的发展也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联，并为政府所支持。早期著名的民俗学家包括瑞典的希尔顿—卡维留斯（G.O.Hyltén- Cavallius，1818～1889）、丹麦的格兰维格（Svend Grundtvig，1824～1883）、和挪威的巴格（Sophus Bugge，1833～1907）。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收集民俗文化，唤起社会和学术界对民俗研究的重视，并为民俗学进入大学铺平了道路。有意思的是北欧三国第二代著名民俗学家的博士论文都以民俗学为题，随后也都在主要大学担任民俗学教授。例如，丹麦的奥瑞克（Axal Olrik，1864～1917）是哥本哈根大学民俗学教授，挪威的莫尔（Moltke Moe，1859～1913）和里斯特尔（Knut Liestl，1881～1952）相继担任奥斯陆大学民俗学专业教授，瑞典的塞多（Carl von Sydow，1878～1952）更以其杰出成就使民俗学在伦德大学获得讲座教席的殊荣。就研究方向而言，北欧民俗学家中最优秀的人物往往对民俗事象（特别是口头创作）的美学意义很感兴趣，在民间故事的创作过程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其著名代表有奥瑞克和塞多。此外，塞多对芬兰历史地理方法论一直持批评态度。当然，这也并不能改变芬兰方法的巨大影响，真正的挑战要等到70年代之后新兴的美国民俗学才能提出。 除发展大学教育之外，北欧民俗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档案馆与博物馆起了很大作用。瑞典的北方博物馆，挪威的北欧博物馆，丹麦的民俗档案馆实际上都起着民俗学运动中心机构的作用。除国立的档案馆、博物馆之外，在许多省份还有地方性的机构。它们的功能不仅仅是收集与保存资料，还包括为研究人员提供人力物力资源和直接卷入具体的科研项目，如定期进行民俗学问卷调查。由于一些著名的民俗学家本人就是档案馆和博物馆的雇员，这些地方实际上具有民俗学研究机构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