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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家戴尔·海姆斯和巴赫·托尔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口头表演如何转换成书面形式的过程已经做了精彩的示解。有趣的是，这种方法却早就被诗人查尔斯·奥尔森在他的诗篇中开发出来了。这是他为了把诗歌的口头朗读变成书写形式所作的努力——这样可迫使以后的表演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形式，都要反映诗人的原意。这些研究方法隐约地显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为既相关又平行的交流媒介具有相同的艺术性。此法是把民间文学当作口头文学、口头艺术这种观点的回归，只是缺少了进化的前提。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政治运动都促使人们关注民间文学和文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浪漫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情绪。浪漫主义在有意识地寻找回归古老传统：比如，毕晓普·托马斯·珀西(Bishop Thomas Percy)的《古代英诗的遗迹》(1765年)是一本口头文学选集，它成了诗人们的原料库。书中提供了从风格、形式到内容的例子，和较新的文学种类形成对抗，后者被认为和自然的、特有的形式格格不入，属于另类。民族狂热主义也发起了运动，激励反映和肯定民族统一体的文学作品，由于这些作品是本土的，因此可提供民族-国家的文学-文化权力。这些兴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人们收集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民族语言的口头艺术作品——传说和歌谣——以便证明民族-国家特征的正确性，为民族文学打下基础，就像珀西的著作一样。 原苏联采用的方法是把民间文学和文学合并起来，以鼓励有天赋的表演者创造出新的作品，对某种意识形态给予肯定。殖民运动有时候对本土文学——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加以压迫，代之以外国文学。后殖民地文学作品会对历史因素做出有趣的反应，产生丰富又多样的、模糊不清的文类，以及风格品质各异的作品，甚至盗用了殖民语言。阿摩斯·图图奥拉(Amos Tutuola)的《棕榈酒的醉汉》(1952年)便把各种各样的传说和主题罗列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因此后殖民地文学提供了精彩的例子。 作家文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应用了民间故事，尽管经过加工，对正在进行的传统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原始资料经过有改动的利用在一个又一个的语境中被重复，因而其价值也被证实了。这些应用有时被认为破坏了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因此也被称为民间文学化或伪民间文学、伪民俗。这样贬低之词在真正的文化过程中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对于可利用的文化资源，人类会重复使用，甚至把它们融入新的语境中。文学家对民间文学的利用是为传播链提供另一种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原来可能是口头的形式。在最好的体现中——比如在巴赫金著作中提到的——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拉伯雷的伟大艺术品质，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创造了当时的传统，是因为他在小说作品中重塑当年现实社会的能力，创造了重现当年世界的杰出的描绘，评论家才得以对当时社会的文化阶层、文化过程、霸权和反霸权的地位等方面提出观点。当然，尽管独树一帜，但是巴赫金的分析也失之简约，仅局限于民间文学和民间节日的模仿形式，因此无意中说明了迄今为止没有哪项民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目的被完整地、完全地实现。过去的研究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未来的研究将更充分地揭开民间文学和文学关系的秘密。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