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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分类的角度来说，有些彝族作品，尤其是传统的书面文本，单从内容或主题来看，很难断定它是属于哪一类别。因为它丰富广博的内容可同时分属于几个类别。从形式来看，彝书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们通常是用五言诗歌的形式记录或写定下来的。因此，想真正从这类文本中区分开文学、历史、或医学知识，或试图把它们简单地划分在某一类别里，实在是个难题。彝族的口头文本和传统书面文本涵盖了广泛的知识和人类经历。要想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把这些传统的积累和记录剖析一番，不仅是难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仅针对那些已经被清晰地界定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文本而言，不涉及历史、医学知识或其它文本。虽然这样的取舍多少带有人为的因素，但有助于限定本文的讨论范围，以便分析彝族口头文学与传统书面文学(经籍文本)在分类上的多种可能性，希望由此能够深化我们对彝族蕴藏丰富的传统知识的理解和赏析，进而探讨晚近时期对这些文学传统的整理与出版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文本类型；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 本文首先要着重分析的几篇作品均是在1950年至60年代初期搜集、整理，并被编辑、翻译为汉文或其它文字的，有的作品出版、发行于“文革”前后直至8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这些出版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几部作品来自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包括《梅葛》(创世史诗)、《查姆》(创世史诗)和《赛玻嫫》(叙事长诗)；其次，本文将分析一类属于尚未脱离其原生使用语境的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及其相关问题；再者，还将讨论另一类作品，它们正处于从地方传统(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样式)?译到“他文化”空间的呈现(representation)与接受(reception)的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中(杭柯1998)。 本文要讨论的彝族文本通常被视为彝族或彝族支系(一般按地区划分，有的也按族群支系如撒尼、阿细进行划分)的代表作，而被引用在彝族文学的概论性著述中。在彝族文学的学术研究中，我们通常所见的参考资料，大都将彝族文学文本划分在几个既定的大类里，包括古歌谣、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书面文学，等等(朱宜初、李子贤1983)。虽然，这些分类对于获得材料的基本情况是必需的，但我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些大类，而是倡议另一种对彝族文学文本进行分类的途径。这种分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和来源于对传统表演及文本的看法和理解，关系到怎样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传统口头文学作品或文本的分类问题。这种分类的新观念是“以传统为取向(Tradition-Oriented)”的文本分类观，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芬兰学者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其他学者提出的。事实上，他们的理论已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并采用，比如蒙古族学者朝戈金在其有关史诗《江格尔》的研究著述中(朝戈金2000)；又如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其关于彝族诗学的近作中(巴莫曲布嫫2000)。弗里、杭柯和其他学者提出的相关问题是：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的关系(除了差异之外)是什么?表演在这个关系里起什么作用?我们应怎样看待那些来源于传统的文本，尤其是它们明显被加工或修改过，以适从编辑者和非传统受众的需要。 2000年9月在云南石林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彝学会上，美国人类学教授司佩姬(Margaret Swain)女士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了 “阿诗玛”故事(口传文本与书面文本)在整理、改编为汉译本的过程中，阿诗玛的哥哥是怎样被置换为阿诗玛的情人的。众所周知，这一改编后来直接影响到这部作品所有的翻译本，包括英语版、日语版，以及其它多种语种的版本。不言而喻，《阿诗玛》大概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彝族民间叙事了，但事实上，在《阿诗玛》整理、出版的50年代，还有一些其它的彝族文本也得到了搜集和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系列少数民族文本的汉译版，其中包括几部彝族作品。拿1981年出版的《查姆》来说，该书是从楚雄双柏地区搜集到的彝族史诗合集，其封套上列有“文革”初期出版问世的彝族作品，包括《梅葛》(彝族史诗)、《查姆》(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彝族阿细支系史诗)、《阿诗玛》(彝族撒尼叙事诗)、《逃到甜蜜的地方》(彝族撒尼叙事诗)，以及从楚雄彝族自治州搜集到的《赛玻嫫》(彝族叙事诗，1982年笔者将之译为英文，题为《七妹与蛇郎》，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这些文本均是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或有关部门于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搜集、整理的。当时郭思九先生(1955年他还是昆明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和陶学良先生作为编辑参与了这些文本的搜集与编辑过程，此外还有许多热心的大学生、地方研究者、当地的官员、地方歌舞团的成员，以及地方传统的传承人(歌手、毕摩/多西等)共同合作、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搜集、编辑和整理活动。 无可置疑，这些出版的汉文文本常常被公认为彝族传统文学的代表作。正是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学作品的正式出版问世，方使我们今天仍能研究、探讨和共享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社会作用和文化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给今天的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从这些汉译本的语言和内容来看，文字优美，主题明了，有一定独到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从原本到改编的实际情形，引起了当今学者新的看法和争议。可想而知，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本的整理、出版过程中，某些初始文本(不论是口传的还是书面的)被修改了，甚至有些材料会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而没被选用。这类改动自然因作品而异，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汉文出版物中。 1985年到1987年间，我在楚雄州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彝族文学的田野调查，曾就《梅葛》这部作品本身与当时参与过搜集、整理工作的几位学者进行过访谈，结合阅读几部出版物的有关陈述，以及其它相关的书面材料和文章(左玉堂、芮增瑞、杨继中1986：85-88)，我了解到从原始材料到《梅葛》汉译本的出版，文本的改动可能至少有以下三种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