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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活动，这在学术界已是公论。它曾一度辉煌，也曾被打入冷宫，一路磕磕绊绊地发展到今天，似乎依然没有获得名实相符的学术地位，这样特殊的学科发展史，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映射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与思想诸方面的崎岖经历，因此，为中国民俗学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清理，应该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思的。事实上，这项工作已经陆续有人涉足，单篇论文且不论，就专著而言，有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以及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中国民俗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有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这些著作都将民俗学的历史上溯到有史以来，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的专史，学术取向上均以考辨铺陈事实为主；另外，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洪长泰写了两本相关著作：《到民间去》和《战争与大众文化》，前者因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影响尤其明显，它全名为《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试图从民间文学运动的特殊视角进行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剖析，其旨趣在彼而不在此，所以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而且，它所关注的民间文学也只是民俗学的一个部分。最近，赵世瑜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出版的《眼光向下的革命》，倾力考察作为现代学科的民俗学的兴起与开展，据我所知，它大概可算是第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史专著。 由于作者不愿意重复“以罗列事实、叙述过程为主”的学术思路，而力图加强“理论性和分析性”（第13页），所以他就必须对大量的研究文章作具体细致的探究，而且他还想在人与事的背后分析出大小不等的背景和思潮，这样，该书的涉面就很宽广，以至原本并不算太长的中国民俗学史，在此就显得有些力所难任了。为此，作者截取了1918-1937年这样一个时段，该书的副标题即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这样的学术设计不能仅仅看作是对博士论文工作量的迁就或单纯对洪长泰《到民间去》的模仿，它是有民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作支撑的。从整个中国民俗学史来看，这一时段是其开端和初步兴旺的阶段，各路豪杰迤逦登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闹运动，而且相对而言，人物集中，其学术（或运动）中心由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到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到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迁转线索也很明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民俗学核心的诸多概念范畴，在这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都得到了初步的探讨，从而大致规定了该学科的基本格局；而各路豪杰不同学术背景带来的多学科介入，也正与民俗学边缘交叉的学科性质相符；至于这一时段内民俗学与整个社会思潮的紧密相关，是此后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相信这一点对该书作者尤其具有学术上的诱惑力。 该书除前后的“绪论”、“结语”和“附录”外，其主体部分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时世与英雄（上）”，主要讨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思潮、民间文化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中国现代民俗学在本土和西学两方面的学术渊源，也即是讨论“时世与英雄”的“时世”一面。中编为“时世与英雄（下）”，则就“英雄”一面置辞，分别介绍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黄石、钟敬文以及其他健将的民俗学历程，正如该书“绪论”所言，这些人物介绍不是“对其生平、著作进行面面俱到的叙述，而是重点分析他们对民俗学的态度、他们对自身工作与身分的认识等”（第14页）。下编为“问题与思考”，撷取民俗学的性质、对象、目的、功能、方法论、具体方法以及民俗特征等几项民俗学的核心问题，从当时的各种书籍和报刊中钩稽相关的研究，排比其成果，较量其承续，检讨其得失，以此凸显出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早期理论建设，而且，作者在处理这些研究成果时，既有历史同情的态度，又很注意与当时国际上的研究动态相互参照，因而他的评价与定位，就显得比较开阔公允。这些普查与探讨的结果，对当今的民俗学理论建设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以为该书在学科史梳理方面颇费功夫也时显精彩，基本达到了作者悬设的避免过多描述、力求分析解释的学术指标。 如果说学术史研究经常可以在学科史和思想史之间左右倾欹的话，那么，要想做到左右逢源就不见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按我的意见，《眼光向下的革命》一书，做得相对好的是中编和下编，即在学科史上的贡献更为可观，但我想我的这种评价，大概作者是未必愿意接受的。作者在“绪论”里鲜明地表示：“本文将不仅把民俗学视为一门学科，而将其当作一种思想、一种社会思潮，因而本文就不仅是民俗学史，也是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至少是把民俗学的产生发展纳入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的轨道。”（第14页）类似的表达在全书中时有出现，明显可以感知作者并不满足于学科史的查究，而更看重由民俗学史向思想史的拓进。事实上，该书在思想史方面的确十分用心，其上编便全然从思想史一面着眼，中编的人物介绍甚至下编的理论思考，也无不熏染着思想史的色彩，其结语部分以“思想革命与学术革命”出之，则是在努力营造思想史与学术史的钩连。但照我看来，该书在思想史上的成绩却未必比它在学科史方面更出色。从大背景上说，关于清末民初的社会与社会思潮，学术界论述多多，该书未见高明；而具体到以民间文化和民俗学的特殊视角来与思想史参照发明，该书尽管时有闪光之处，但其整体的理论构架和具体的问题探讨，似乎都影影绰绰地飘着洪长泰的身形：无论是民俗学中西两面的学术渊源、“到民间去”运动，还是周作人、顾颉刚等人对民众的态度，甚至与俄国民粹派的比较等，都是洪长泰《到民间去》一书中已经揭示的学术思路和亮点，至于洪长泰的另一本英文书《战争与大众文化》（War and Popular Culture,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4），因我未曾寓目，不敢妄言。作者对此也直言不讳，他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一书“绪论”中就说洪氏的这两本著作“虽仍以民间文学史的研究为主，但却是近年来这一领域最有价值之作，对本文的写作也颇有启示，因为作者利用了思想史的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作为解释工具，使这种学科史的著作不只是描述性的，也是分析性的、解释性的”(第12页)。 我不是说不该借鉴别人的研究思路，况且从学科史来关照思想史的学术史思路也由来已久、多有耕耘，洪长泰只是首先将它运用于民间文学领域并做得十分轻灵精巧罢了；我也不是说赵世瑜只是拾人牙慧、亦步亦趋，其实，赵氏在民俗学史与思想史两方面都很出力，与洪氏偏于后者未尽相同，更不用说他在许多方面对洪氏提法有所补充、伸展、辩驳乃至修正了；我的意思是说，从整体思路到具体兴奋点的过多仿效，甚至连书名形式都约略相同，那么，赵氏之书无论做得多好，终究在学术原创力上先逊一筹，一招落后，招招落后，反而汗漫了自家门户。 其实，学术史的内涵是十分深厚的，完全可以寻找到多样的学术取向，便是用民俗学史来体现思想史，也尽可以有别样做法。以我个人的浅见，本书似乎在具体人与事的简单交代之后，很快就步入学理与思潮的抽象思考，能不能多研究一些中间环节呢？就拿本书着力分析的周作人和江绍原为例，比如他们在1925年前后围绕着所谓“礼部文件”的个人信件及公开文章的来来往往，其中既有学术容量，又有现实批判，还洋溢着二人同中有异的才情、兴味与笔墨，更对当时及后来的民俗采集与研究大有影响，我以为完全可算是一个饶有意趣的学术史个案，而且做起来肯定也会生动一些；再比如三十年代前后持续很长时间的关于大众文化的全国性讨论，是洪、赵二氏共同设定的历史时段内的重要事件。洪长泰《到民间去》一书未及于此，我理解他大致是将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分开处理的：《到民间去》主要关注民间文学，而后写的《战争与大众文化》则主要关注大众文化，并且将大众文化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据《眼光向下的革命》书中介绍，《战争与大众文化》中就有关于“旧瓶装新酒”的争论等章节。而赵氏书却亦未及于此，不知是另有设计，还是仅仅受了《到民间去》的影响。洪长泰的学术嗅觉十分灵敏，其趋避技巧也颇可称道，但技巧性越强的研究就越不可模仿。在我看来，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就有足够的理由进入中国民俗学史研究者的视野，至少，被《眼光向下的革命》一书重点介绍的顾颉刚，他在三十年代就创办过通俗文学编刊社并以鼓书等形式大量印行通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常常成为“旧瓶装新酒”正反两面争论的例证，而且还能从中分析顾颉刚学术研究中“求真”与“致用”两种态度的辨证关系，由此也可窥测民俗研究与社会思潮的种种关联，因此，它大概也是中国民俗学史上一个有学术潜力的话题……类似的中间样态应该还有很多，学者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学术路数，又何必随人身后，斤斤计较于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周作人与顾颉刚到底谁是现实主义、谁是浪漫主义等等之类的琐屑话头呢？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上述芹献的民俗学史研究方案，纯粹是我个人未经严格审视的举例说明，它们也许不能成立；即使可以成立，也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并非中国民俗学史必不可少的项目；再说，每位学者学术取向的设计，都凝聚着难为人道的思考和心血，评论者难免有隔岸观火、知易行难甚至以己度人之嫌。但我的中心意思只是说，学者应该更重视追求学术研究的原创精神，并本着这一精神去设计自己的学术取向。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其成就与遗憾都惹人瞩目，也都与学术取向的创新与否密切相关。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赵世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 【本文责编：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