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是犹他州立大学英语和历史教授、民俗学项目主任巴瑞·托尔肯(Barre Toelken)的名著《动态民俗学》(The Dynamics of Folklore)中概论性质的一章,原标题为“带着枪和照相机进入民俗学领地”。托尔肯教授在给译者的信中解释道,这句话是戏谑模仿一部寻宝电影中的台词“带着枪和照相机进入非洲丛林”,喻意民俗学的研究史恰如一片丛林,初来乍到者很难进入,但如果你能用头脑中的“照相机”仔细观察寻觅,在纷乱的理论面前用手中的批评之“枪”防护好自己,就可以幸存下来并有所斩获。译文略有删节。 任何一个首次接触民俗学的人,恐怕都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关于这个学科的讨论已经超过二百年之久了。参加讨论者,大都是以其它相关优势学科为出发点来研讨民俗学的,如语言学、宗教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乃至将民俗归之于怀旧思乡、祖先崇拜之类。这种情况与著名的盲人摸象故事十分类似:历史学家将民俗看成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版本;人类学家视之为社会系统、文化意义和宗教关系的口头表述;文学家关注口头文学的体裁;心理学家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语言学家对民间语言和世界观感兴趣;等等。针锋相对的观点激烈碰撞激发了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的形成。 民俗学最早的“学派”是古文物研究者们创立的,他们孜孜于记录和研究习俗、观念和表述,将之视为古代文化系统遗存于现代社会的“残留物”。许多早期学者的兴趣集中于原始宗教和古代神话,也有学者重点研究语言的根源和谱系关系,另外一些学者(通常是乡村牧师)则忙于记录可能公元前就存在的乡村奇俗。19世纪中叶的达尔文进化论殊为重要,如果生命形态可由简单演变至复杂,那么文化本身亦是如此。早期的礼仪俗例是那时文明积层中的组成因素,研究之可能对我们了解今日复杂社会的建构有所启迪。这类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下层阶级、农民、“落后”文化和“远古”文化,认为其未受所谓先进文化的复杂影响。相反,有教养文化的都市居民则被认为与民俗无缘,只是其中有些人从事低下“民众”的研究而已。 如此,早期的民俗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农村也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在德国民俗学家看来,volkskunde一词指的是农村人群的整个生活方式,“民众”则指代相应的群体。学者们认为,只有在远离科技与现代文明之处,才可发现传统的古代遗存,揭示现代文化早期阶段的状况。这种观点迄今在欧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认为民俗是种族和地区上纯粹农村人群的传统。实际上,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美国的民俗学研究亦是以农村为基础,美国文化曾被定义为“消失的边疆和开拓者传统”、“逝去的旧日美好年代”。很多人认为当代美国缺乏民俗,这种缺乏始自美国人脱离乡村之日。 早期的美国民俗学家认为在乡村的氛围里可能还残存着民俗,他们便深入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其它“偏远”地点去寻古探幽。在他们的记载里,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和乡村生活的特有词汇,“收割”、“拾穗”了许多民俗事象。当代的民俗学家则具备了更宽阔的文化视野,他们研究和讨论任何呈现的事象,不管是乡村的还是都市的。如此,学科的领域界定变得不甚清晰起来。 面对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学科,人们需要更详尽的地形图来指点迷津。不足为奇也不尽如意的是,民俗学家们的定义各有所据,五花八门。人们应知道的是,这一领域里有自己独特的战场、英雄和纪念碑。这里有歌谣的战争:整整一代学者为传统歌谣源于集体还是个人创作的问题争论不休(现代学者认为此种争论纯属多余);马克斯·缪勒的太阳神话学派,将几乎所有的神话与太阳、月亮和星星联系起来(后来里特戴尔牧师运用缪勒的理论,竟论证出缪勒自己也是一位太阳神);拉格兰的神话——仪礼学说坚持认为神话中的主角源自仪礼而非历史人物(多年来阿特利抨击这一理论,他按照拉格兰的角色属性标准,证出林肯总统得了满分,所以按拉格兰的理论林肯是一个宗教仪礼中的人物,从未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围绕广为流传的观点的冲突,观点之一是认为民俗仅仅是无知未开化的农民从野蛮时代传承下来的残留物,之二是将民俗看成是以往时代的退化材料,弗雷泽认为从中可以窥见早期文化的面貌,研究现存的原始民族可以推知我们在过去某一发展阶段的状况。还有一些学者们忙于抢救即将消亡的民俗材料。这些观点都反映了欧美学者的线性历史观和时间观,代表了对传统的一种文化态度,而不是对传统实际运作的观察判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