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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 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像力”促使我们问三类问题：社会的结构是什么？社会的变迁是怎样的？社会的人性是如何的？但无论什么问题，都必须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如果分析美国这样高度稳定的社会尚需历史感的话，那么洞察中国这样一直在经历剧烈变动的转型社会就更需历史的眼光和过程的视角，需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社会事实看做是动态的、流动的，将事件性的过程作为研究实践状态的入手点。以细微见长、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与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社会学有着高度的亲合性。 其三，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自从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兴起以来，帕森斯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学“正统共识”对日常生活的忽视日渐被打破。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猛烈攻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如何能让沉默者发声。所谓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与宏大历史话语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义上“稀薄”而“贫乏”、充满“偶变性”和“错误”的生活。对于这几乎不可言说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进入？福柯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展现。在“无名者的生活”中，福柯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暧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们几乎注定要沉没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权力相撞击的特殊时机，他们才短促地出现，又迅即消失。他们的故事夹杂着美与恐怖，具有一种超现实的色彩。而我们也许无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却可以设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在无名者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他们模糊的身影，而后尝试撰写福柯所谓的“生命的诗”。而叙事正是撰写那些历史无名者的“生活的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限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完整的过程。 不过，自从“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来后，“讲故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界一种新的风气。不过，我们还得看到，叙事方法有其自身的限制。能否用讲故事的方式推进社会学研究，能否讲出有价值、有余味的故事，主要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 其一，问题感。叙事方法并不是对谁都适合，只有这样的人才适用：他们拒绝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类经验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释。所谓叙事，也正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呈现出来。因此，叙事者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故事，首先就要取决于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也就是说，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社会学家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修养。 其二，复杂性。叙事分析真正的旨趣在于，它认为偶发的、意外的、内在的不可预测的时间可以消除或改变历史看似最持久的趋势，它暗示了社会进程内在具有偶变性、不连续性和结果的开放性。但是，如此强调偶变性的叙事分析所选择的叙事对象恰恰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什么样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叙事性分析的样本去呈现，其条件却甚为苛刻。值得展现的故事必须达到十足的复杂程度。这种复杂程度不仅仅是指场面的壮阔，声势的浩大，人物的繁多，过程的曲折，关系的交错，事件的叠起，时间的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在构成叙事的几个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使用情节、背景和刻画，赋予某个事件以结构、意义和脉络，从而将之转化为故事的要素。情节的复杂性和生动性是叙事能否成功的关键。 其三，技巧性。讲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复杂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讲”出来的。“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展现，是作者理论关怀之所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完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不会犯用先导的概念来剪裁生活世界的错误，才不会把那些偶然的、随机的甚或“错误的”事件简单地排斥在叙事之外，不会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理论分析的“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