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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游戏与日常生活 民间游戏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系统里都是一个丰富宝库，不断被发掘出来，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内容。如同其他文化样式一样，民间游戏也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根据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的生活内容发生的频率，我把它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指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民众生活的常态，其内容发生的频率基本上呈均匀状态，大抵包括经济生产、衣食住行的领域；非日常生活指它的特殊内容，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特定事件里出现的内容，例如，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特殊区域的民众，往往在非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出非常具有个性的特质，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引发重大研究成果，而日常生活状态，则往往平淡无奇，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特定区域的民众也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创造能力等，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习性，也决定了他们的生命持久性。民间游戏则常驻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借助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西方学术界对热带民族和部落的神话、仪式和宗教祭祀更为关注，而在相当程度上疏忽了对发达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下民间游戏的关注，似乎这一领域缺乏文化意味。以处在原始发展阶段民族的“非日常状态”的生活场景，研究人类活动的共同发展规律，例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巨著《金枝》，就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将大量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如圣塞开尔的黑色弥撒、西西里农民因为圣人们没有尽早结束旱灾而惩罚圣人、西比尔圣殿的牧师在自己身上割开口子把血溅到圣坛上等，用这些有关灵魂观念、自然崇拜、神的死而复生是巫术、禁忌等丰富的资料，抽绎出一整套严密的体系，揭示人类的文化中集体行为的构成因素和意义。非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仪式研究，对于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点的确非常重要，像一把钥匙开启了许多未解的神秘之门，同时也为打开其他许多神秘之门提供了帮助，但是，日常生活之中的内容呢？中国学术界经过多年的努力收集、整理了《中国民间游戏总汇》[1]一书，使得学术界能够有机会总览中国民间的游戏，并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该书把中国民间流传至今的民间游戏分为棋牌、语言文字、角力、跑跳、手工制作、表演、球类和综合八类，收集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民间游戏数千种，其建立的初步体系和详细的材料，为民间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 二、民间游戏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在我们宽阔的文化研究世界，如何定位民间游戏？这是研究民间文化过程中首先遇见的问题。因为民间游戏存在于自原始社会形态到工业文明全过程，也处在民间日常生活文化的最基层，是民间日常生活里最基础和最大众的文化现象。 民间游戏相当复杂。我们所说的民间游戏，有脱胎于古代民族、部落生产和劳动技艺的，例如，射箭、骑术等，也有是社会形态发展到相当成熟时期产生的游戏，例如，麻将、猜拳、酒令、字谜等，还有衍生于宗教禁忌、民间信仰等。以往，西方学术界沿袭亚里士多德的“游戏说”观点，把游戏统称为精力剩余和休闲的活动，一直到康德和席勒，都持这一观点。不过，可以看出，他们之说的游戏，可能仅仅指艺术类游戏和体育类游戏，而非射箭、骑术这类明显有劳动技艺性质的游戏。 按照文化研究对象的层次，我们一般把研究对象区分为物质形态的文化和思想精神文化，而在其中间层次的，我们一般把它称为“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文化领域，不过这个称谓有若干含糊之处。所谓“非物质文化”毕竟仍然属于“物质形态”荷载着“非物质形态”，具有跨界性，犹如佛教里既非成佛、又非凡人的层次。在民间文化领域，很多民间习俗，例如，节日、节气和游戏，就属于这个层次。而非物质文化领域所指称的对象，其实是物质文化形态与非物质文化因素的结合，例如，目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目录里的项目（木版年画、蓝印花布、金陵刻经等），都是文化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结合。民间游戏就其在文化现象体系里的位置，也应当定位在这个层次。较之于物质文化而言，它具有明显的技艺、情感、规范等超越物质形态的东西；较之于思想精神文化，它具有明显的依赖于日常生活物质形态的性质。 学术界对民间游戏的性质和身份的研究，尚在初步阶段。一般研究范式，是把它置放在两种学术视野下，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游戏和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形态的游戏。这两种研究范式有相通之处，但是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游戏属于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于把对象文本化。民间游戏作为一个文本具有层次性、互文性特征，即民间游戏作为一个独立文本之表层的娱乐层面与深层的文化层面；娱乐层面经常表现为游戏行为的程序、技巧、结构等，而文化层面则蕴含在游戏生成的历史积淀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层面渐渐淡漠了、远逝了，留存下来的仅仅是娱乐层面的形式，而这形式却具有沉甸甸的内容。民间游戏的互文性源自它的区域特征，即民间游戏在其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地域变化、不同地域之间习俗差异等原因，在规则、程序和技巧方面发生了若干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玩法，成为同一种游戏文本的不同版本，但仍然属于同一种游戏，作为同源文本的变异而流行。这是民间游戏之区别现代游戏的重要特点，也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基本特点。因此，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民间游戏研究需要借助于文本理论，属于文本研究范畴。 但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游戏则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它紧密地联系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把研究对象置放在社会现象系列上，把研究对象定位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系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就处于一种派生和被决定的地位，即民间游戏总体上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条件所决定，民间游戏作为一种与区域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着的民间习俗文化现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其生成的区域内更为基础的、更具有支配性质的力量的派生物，因而，它的地位决定了其内容、性质、功能、影响等其他因素。因此，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民间游戏研究方法，须借助社会学研究方法。 三、如何看待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无论作为人文科学对象还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都需要有发生学基础，也就是说，必须回答民间游戏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仍然纠缠在功利性与实用性的争论之中。实际上，只要认识到民间游戏中，既有与一个民族发展相伴而来的，也有在民族成长成熟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那么，结论就非常清晰：民间游戏具有发生的多元性。从观念上一概而论，说民间游戏是非功利的或者纯粹属于功利性质的，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只有具体到某一种民间游戏，才能够说清楚，所谓实事求是方可。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游戏是劳动之余的休息和娱乐消遣。这个观点影响深远，几成定论。康德说，游戏是与劳动相对立的自由活动；席勒的游戏是剩余生命的刺激观点等，即是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启蒙时期的回响。中国学者们基本上在延续亚氏、席勒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的第三封信里，集中论述了游戏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切原始民族或部落的游戏都起源于劳动的观点，用以批评德国学者卡尔·毕歇尔（1847—1930）提出的“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先于有用物品的生产”观点，以及斯宾塞的“游戏最主要特征是：它对于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活动过程没有直接的帮助。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目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在辨析西方理论家的观点之后提出：“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2]应该承认，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游戏”这一概念具有现实针对性，是面对工业文明发展起来后的西欧社会存在的游戏而言的，正如马克思批评古典经济学家所构想的“人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一样，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游戏”也仅仅局限在17—19世纪资产阶级发展时代的“精力剩余时期的游戏”。历史唯物主义地阐释“游戏”的发生发展内涵，是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完成的。 但是，在民间游戏发生的问题上，与其简单地断言或起源于劳动，或起源于精力过剩的娱乐，不如更加细致地区分民间游戏这个具体世界的产生格局。中国民间游戏自原始社会到近代工业文明，一直都在不间断产生出来，一些种类也在不断消失，这个事实决定了民间游戏的多样性质。例如，汉族自古就有的“踏歌”，但凡聚会节庆都在汉族民间存在，自元代后就消失了；例如，围棋作为一种游戏，其起源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故事；著名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中的精神》提到：“棋起源于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棋盘和棋子是用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工具。”无论是以围棋来教子启蒙，还是来观测天文、占卜阴阳，都属于功利性质。而同样作为棋牌类的麻将牌，是由明末盛行的马吊牌、纸牌发展、演变而来的。而马吊牌、纸牌等娱乐游戏，又都与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娱乐游戏——博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血缘”关系。现在流行的棋、牌等博弈戏娱，无不是在博戏的基础上发展、派生、演变而来的。成熟的麻将先是皇家和王公贵胄的游戏，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在民间文化丰富成型的基础上，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可以看出，无论是麻将的“史前史”还是麻将本身，都与劳动本身无关。在棋牌类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其他民间游戏内部的情况也是这样。起源于功利目的和非功利目的，起源于劳动或源于纯粹娱乐，都存在着。 但是，无论其起源如何，作为一定区域内的民间游戏，一旦被民间使用，便逐渐具有了功利目的，或者作为消遣娱乐、博彩，或者作为儿童益智、锻炼协调能力，或者作为劳动前的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被纳入一定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系之中，与物质生产（例如，谷物等，关涉到个体生命的生存）、意识形态系统生产（例如，文学、艺术等，关涉到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建构）构成一定关联，成为物质生产与精神思想之间的中间地带。它关涉到一定区域、阶层、人群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对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价值。 四、民间游戏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 民间游戏活在民间生活之中，特别是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民间日常生活是民间游戏的土壤。有了这个土壤，民间游戏能够活态传承；而离开这个土壤，民间游戏就避免不了变异甚至失传的命运。 所谓“民间日常生活”，指区别于以一个时代的政治活动、历史重大事件为中心描述的生活状态；它处在影响时代和社会变革的政治生活的底层，基本不受上述变革的影响。民间日常生活也是社会性的，不过，它以自然区域、经济生产、民族、家族、宗祠、习俗、传统节日等为社会范围，遥望着政治风云和历史变化大事件。所谓文化，其中意思之一乃是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直至民间日常生活本身。在这个文化层面，保持着与民间文学艺术基本一致的恒定性。倘若不处在政治事件发生的中心地区，它千年变化难以觉察；即使处在政治事件和历史变革的中心，它也匍匐在底层，隐藏着“化石般的身躯”，尽量维持着生态原貌。之所以说，民间游戏生存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乃是看到它源自这一生活方式，以维持这一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技能、情感、智慧、交流方式等为依归。离开这一生活，民间游戏就会发生变异，原先孕育其中的文化功能、习俗和仪式，就会隐身，而活动本身就演变成为另一语境下的纯粹技巧。例如，土家族地方舞蹈游戏肉连响，原称泥神道，是旧社会穷人乞讨的一种方式。乞讨人赤裸上身，身上涂满污泥，双手在拍打身体，使得污泥四溅。乞讨人走到哪一家，哪一家就得施舍。这个表演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有观赏性。乞讨人的拍打、嘴里哼着节奏、跳舞满头大汗，把秧歌、杂耍、跳丧舞、连厢等民间舞蹈融为一体，通过拍击肩、臂、额、肘、胯、腿、脚等部位，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但是，解放后，随着农民生活改善，乞讨这一群体逐渐消失了，肉连响就演变成纯粹的游戏形式，供乡下群众娱乐了。再例如，流行于渤海北塘河口的游戏跑火把，孕育在老一辈渔民除夕夜手持火把，围着庙宇奔跑、寻求灵气，再带回到自家渔船，这一游戏后来演变成为青少年在奔跑中锻炼体魄、寄托理想的游戏活动。因为失去民间日常生活土壤而失传的游戏，就更多了。 活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是民间游戏能够传承的前提，但并非离开这一土壤就必然失传。假如这样，源自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民间游戏就没有传承的可能了。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民间游戏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其程序、技巧和荷载着的习俗文化呈现着逐次剥离的过程，最先剥离的是民俗文化内容，其次才是技巧，最终是程序失传导致整个游戏失传。民俗文化内容隐身或失传，还可以保持传承，例如，围棋、象棋、肉连响和跑火把；历史文化内容被压抑，也在传承，例如，博彩类游戏麻将、宗教祭祀性游戏，都是如此。那些最终失传的，就是玩法失传，即程序和技法失传。因此，很多民间游戏的生存窍门是舍弃民俗文化内容，保留技法和程序，这样，就完成了民间游戏向现代生活的妥协，蜕变为现代体育。现代民族的马术、射箭、游泳、摔跤、拳击等，都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游戏作为在场的或隐身的民间文化的荷载者，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格局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民间游戏的文化隐身特征，为中华文化传承战略带来了恰当的方式。实际上，无论是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还是传播中华文化，仅仅依靠语言、文字媒介，是不够的，甚至难以见效；最为直接和便捷地沟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区域的人民，唯有游戏艺术，而游戏艺术之中，民间艺术由于诉及人类普遍的日常生活、借助最简单的物质材料、采用最共同的朴素手法、表达最基本的理想和情感，因而，最能够直接为各民族和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而民间游戏则因其文化元素的不在场或隐身，获得了非常广阔的施展身手的空间，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价值。 钟敬文先生曾经提出“三层文化”观点：“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也可以简化为两个层次，即把中、下层合而为一……三层文化的拥有者，由于他们的出身、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等的不同，各自形成了自己群体的文化。彼此在性质、形态和功能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与其他层次相互区别。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联系、互相渗透。”[3]据钟老的理论，“下层文化”显然建立在民间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下层文化的另一部分，即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内的非日常生活部分（例如，宗教祭祀、节日和婚丧嫁娶等内容），则可能是上下层文化的拥有者共享的部分。钟老指出不同层次文化拥有者由于出身、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等不同而呈现各自群体的文化，在性质、形态和功能上各自区别，特别指出，它们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这个“联系”和“渗透”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则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内民众共享的部分，是具有全民性的部分。钟老的三层文化提法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理解民间文化的存在规律，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需要特别强调，民间游戏不仅深受民间日常生活制约和影响，也与上层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上层文化对于民间游戏的生产、传播和改造发生了复杂多样的影响。认真研究民间游戏及其现代传承规律，对于我们有效传承和拓展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注释： [1]林继富主编：《中国民间游戏总汇》（八卷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转引自[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1、83、106页。 [3]钟敬文：《致西山国际会议》，参见钟敬文：《谈谈民族的下层文化》，载《群言》1986年11月。 （本文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