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印行于1637年。欧洲自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以来,进入到17世纪。无论从人的解放和确立,还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重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从今天来观照,明后期及明末,某些领域是感应了世界的这一变化。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于1601年登陆北京城传教,便是这一感受的最佳证物与象征。利玛窦在中国一住十年,于1610年终老北京。利氏在中国十年,广泛与中国各式人物交际。在其西洋的宗教、文化和科技的传播和影响下,如徐光启这样以“四书五经”获得的文渊阁大学士和内阁次辅,喜欢上了西洋的科技,并身体历行地在中国首次翻译了西洋数学经典《几何原本》,并著述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农政著作《农政全书》以及对先秦工艺《考工记》的注解。如果加上本文一开始涉及到的另两本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和《徐霞客游记》,与《天工开物》一起,共同建构了中国近古时期科技辉煌的地理版图。而此时的东亚,一、日本正式确立了闭关自守的“销国”政策。据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记载,从公元1604始海禁,到1635这一年,朱印船(即幕府发给盖有红色印章的准予海外航行的证明)仅有355张(见《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与此时的日本船只了了的景况相比,当时明代的船,大且多。在《天工开物/舟车》一节里,宋子写道,多为“万国水运以供储”,大为仅运河漕运的船“其量可受三千石”,海运则以竹筒贮水解决了淡水问题,而且都为楼船。二、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是汉唐文化向日本输出的重要地理节点,另一是海上)在1637年这一年,正式成为建州(《天工天物》多次提及到建州与关内不同的物产和耕作制度)满族皇太极的藩属,即史称“丁丑下城”(1637即华历丁丑年)。在“国际贸易”中,尽管明朱棣后期实行的海禁并没有明文解除,但事实上,如泉州作为东方乃至世界著名的海港,已经享有盛誉。葡萄牙人开始的15世纪地理大发现,未见得明后期就没有受益。事实上,就在《天工开物》里就记有与海外贸易的事。譬如在“五金”一节里就记有“日本铜”即“东夷铜”的冶炼方法;在“佳兵/火器”一节里专门记有“西洋炮”的制作方式与“红夷炮”的器型与威力的区别等。也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代中国1637这一年印行了皇皇的工艺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天物》。就在1637年,西洋法国的笛卡儿,创建了解析几何。众所周知,解析几何的创立是数学史的重大事件,它与同为17世纪创立的微积分,共同开创和奠定了现代数学。 再回到《天工天物》。在《天》里,宋子有一重要思想即,在与自然打交道时,要靠人力不靠巫术。在人类文化学的皇皇巨著《金枝》里,费雷泽指出,由于“水是生源之源”,“而在许多国家里水是靠下雨提供的”,因而“祈雨法师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就在这本巨著中,费雷泽引用了中国关于“龙”以及“求龙祈雨”的例子。费氏说,由于“中国人擅长于袭击天庭的法术”,所以当需要雨水时,就“用纸或木器厂头制作成一条巨龙来象征雨神”作巫术祈祀。对于中国的民间(或50年前),“龙王(君)庙”还广泛地存在于乡间的事实和历史,我们清楚地知道,费氏的这个举证是相当的准确。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历史和心态中,于中国民间尤其是中国乡间,由于水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雨神的“龙”(龙在中国还有王权的象征——按照费氏的理论,即君神一体)便在民间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一基础上,祈龙便必然成为了民间尤其是乡间最为重要的巫术之一。因此费氏进一步指出,“龙是中国古代神话四灵之一,唐宋以后,人们开始认为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龙王治水则由此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以上引文出自《金枝》,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华人的巫术不仅历史悠久长远,先民对巫术确也信赖有加。《礼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据中国人自己的考证,信巫以及巫术相关制度、心理、工具一直到了唐还很盛行。以至大周重臣狄仁杰才不得不下决心予以对与此相关的庙、宇、祠进行强制撤除和捣毁(仅江南一地就焚毁1700多处淫祠)。不过,当我读了《天工开物》后,了解到中国的民间尤其是乡间对此并不尽然,而且,面对农耕这一中国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中国的乡间更多地是依靠人力本身——这当然包括人的智慧本身。在《天工开物》“乃粒”一章里,除了介绍其中国南北粮食主要作物时,专门辟了“水利”一节。在这一节里,宋子说,由于水对稻来说是“独甚五谷”,因此“防旱藉水”便成为种植水稻农耕中重中之重。于是宋应星为此专门介绍了与水利相关的“牛车”“踏车”“拔车”“桔槔”“风车”“辘轳”等机具,还介绍了人工修建的“浅池”“小浍”(“浍”田间水渠)等小水利工程(不知为什么,宋应星没有介绍秦筑的都江堰和更早一些的灵渠)。在《天工开物》里不仅有这些文字介绍,而且还配有与此相关的白描图谱(顺便一说,明后期,各式图书插图的精美达到中国历史上无以复加的地步,笔者曾就《牡丹亭》的插图专文论述过)。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乡下当知青时,这些被宋子介绍的水利机具和水利工程,好些我都亲见和使用,如水车、筒车和高转筒车。再如“堰”,就更熟悉了。在我们住有7个知青的房屋面前坎下,就是一条长约五、六华里的蜿蜒山堰。这条堰穿过楠竹林,一直要灌溉下半个生产队的稻田。我们几个知青的吃水大多数就是靠这条山堰提供的。至于说到“陂”,即川南一带特有的“山平塘”,直到今天,可以说,哪个村哪个组都能看到! 《天工开物》所涉之物,均是自然所赐和人力所为。无论食、住、用、具等,都写得明明白白,许多还涉及物产与器物制作制度由来和历史。譬如蔗与糖的生产,在“甘嗜”一章里,宋子说,蔗原产于闽,但“凡蔗古来中国不知造糖”(中国最早的糖一是源于蜜糖,一是源于粮食的麦芽糖),造糖的历史源自唐大历(766——779)年间,一西土(印度)僧人云游四川遂宁,“始传其法”,蔗糖方于中国出现(季羡林的专著《糖史》,以梵文的sarkara证实了这一切)。也就是,《天》不仅记录和描述了书中所涉器物,有时还对所涉器物及器物制作制度的历史和源流进行考辩。除了“糠”这一影响了世界史进程的物产与制作制度个案外,《天》里还有许多类似的考辩。譬如“珠”。宋子说,珠产于雷(今雷州市)、廉(今北海市)二池。而且纠正关于珠从何而生的一些谬说,宋子说,珠只于蚌腹,“其云蛇腹、龙头、鲛皮有珠者,妄也”。在“粬糱”一章里,宋应星坚定地讲道,“粬”的神奇“惟是五谷菁华变幻”,“乌能竟其方术哉”!这一系列的认为是人力非神力的考证与辩诬,显见宋应星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科学精神。“天工”者,人间能工巧匠也! 正是基于这一工具理性(《天工天物》是否承担起西方所定义的“工具理性”,也许可以另当别论,但它的实际意义却与此相关相近相似),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水利的机具,还是水利的基础工程,都不是龙王所赐,更非道士、端公、风水先生所予。而是农人们、工匠们在与自然、在与器物制作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自身所为。为此,《天工开物》对此有许多的记述: 关于筒车:“凡河滨有制洞车者,堰陂障流,绕于车下,激轮使转,挽水入筒,一一倾于枧内,流入亩中。昼夜不息,百亩无忧”; 关于风车:“扬郡以风帆数扇,俟风转车,风息则止”,此车既可“救潦”(火案,“潦”即积水),又可“济旱”,“去水非取水也”,“以便栽种”; 关于“物害”:“防驱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 关于“结花本”:“天孙机杼,人巧备矣”; …… 这些记录与描述,文字相当的动情(至少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是动情的),显示出《天工开物》的作者对农耕的艰辛、农人的劳作和匠人们的由衷敬意。同时也显现出了《天工开物》作者对其人力和智慧的尊重。所以宋应星果敢地说道:“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而济。”对人的尊重,不仅仅是对神的怀疑,同时也是对皇权的挑战。在《天》里,时不时地,宋子的这些看似闲笔,或者看似横插一句与生产无关、与工艺无关的话,却有着它深厚的人文底蕴。譬如在写“布衣”一节时,宋子写道:“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一句“贵贱同之”,包涵了多么丰富的平民意识和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天冷时,人人都需御寒,无论贵贱,谁也不存在谁的恩赐,人人都应享有这样平等的权利。譬如在谈及井盐时,在具体记录并描述井盐开凿、转送、火煮等工艺时,《天》记住了这一系列工作和工程背后工人(匠人)的身影。宋子写道,“凡滇蜀两省,远离海滨,舟车艰通”,又说“造井工费甚艰”等。譬如,在“冶铸”一章里,宋子虽然首先介绍的是鼎、钟一类的礼器,不过当宋子介绍到民用的器物时,态度便从仪式的庄重转到了实用的亲近意义上,“凡铸铜为钱以利民用”。譬如在“粹精”一章的小序里,宋子写道:“天生五谷以育民”。等等。 为此,在《天工天物》“乃服”一章里,宋子明确写道:“人为万物之灵”。我们后来知道,1610年,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其《哈姆雷特》里写过“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如果从中西比较学来观察,那么,宋子的“人为万物之灵”与世界近代史的人文精神同步(满人入关带来的倒退,那不是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话题)。“民重君轻”本是先秦哲人的重要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后来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相反在明初洪武重刻《孟子》时删掉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随着明中后期商业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科举不再是底层或读书人唯一出路,也许还因为前文说到的皇权怠政,以及西洋文化与器物的引入,整个社会呈现出活跃和多元。明的后期,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戏剧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平民文学艺术异常繁荣,特别是明后期出版业的飞速发展,更给予了平民文化的广泛传播。而这一文化文学艺术的大格局,可以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天工开物》与之前类似著述不一样的理性追求和精神追求。 原本一部专门的、专业的科技(欧洲人认为是手工艺,其实不然。在《天》里的如“井盐”“舟车”“冶铸”等章节里,早已经超出了手工艺的范畴,而进入一种社会化的合作范畴。如书中的一些插图所示,这些所谓的“手工艺”都非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百科全书,大约是不可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但是《天工天物》的伟大就在于,宋子宋应星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它不是一部呈送给皇室和官方看的书,它是一部为民间为社会写的书。正因为如此,宋子在其《天》里是一种来自市民来自平民的自由的想法。于是我们才会看到,本文以上所引所述的关于《天工天物》里的有关平民有关人文的思想的叙述。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不仅是一部被西人称之为“手工艺百科全书”,而且是一部人文精神充沛的科技百科全书。尽管它诞生在中国的近古,已经足见我们古人的精神、智慧和才情,足见在中国文化里,我们还有可能去触摸到我们不曾注意到的更为宏大更为精彩的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