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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背后涉及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history from above）/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事件史（event history）/连续史（serial history）；当地人的历史观（native view of history）/外部人的历史观（outside’s view of history）（Emiko 1990:4）。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这些强调启发了历史学家的理论革新,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领域： 1、人的研究与平民史。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就具有平民倾向。虽然早期的研究中出现了“野蛮”等不恰当的西方文明中心的字眼；还有一些研究是一些政府的御用和利用（如对殖民地的研究）。但是整体来看，人类学还是比较具有学术的“清白”，他们的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社会”或者“历史”，对人的关注，好像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多少有利于解构国家精英的社会结构和他们刻意创造的历史结构。另外从尺度上，人类学的小尺度的研究比较接近现实，避免了宏观社会统计和历史理论的许多盲点。 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人类学的批评性。艾吉莫（Goran Aijmer）曾经对传统的精英史学有如下批评： 历史的叙事（narrative）常常是当今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并因此涉及当今的关系。不同的见解——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们恰好是叙事者生活世界中的，被转变成一种历史的语言和修辞，因而获得了新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辩论过去——已经发生的毕竟发生了，不可能被消抹。而一个包含了大量政治见解的历史不可能有反对的辩论（Aijmer 1997:4）。 如今，那种精英历史的权力话语正在动摇，特别是在开明政治的国家。 2、讲故事和连续的历史。年鉴学派史学家将传统的叙事史贬抑为“事件史”，归为“反复琐碎”（blow by blow）的历史（海伊 1999:35）。与之相比较，“连续”的第一个要点是结构的连续。年鉴学派早就强调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视“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伯克 2001:17-18）。而过往的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将历史视为一些优先的事件，分裂了同一的结构。实际上，结构一开始就是在连续运动的事件中。历史变迁是结构和事件两者互补力量的结果（Ohnukitierney 1995）。人类学家盖茨（C. Geertz）在其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也曾指出过往的印尼史学者试图写一种他们不拥有其素材的历史、一种关注重大事件、显赫人物和一系列时间编年的历史。他更主张拥有当地史料以及连续和过程的观点。他对零散的、琐碎的历史碎片的处理办法是通过民族志研究，阐释其结构的模式，提炼出历史的主线。（Geertz 1980）实践理论的人类学家萨哈林斯（M. Sahalins）曾经试图发展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Sahalins 1985:72），将结构的逻辑和时间的逻辑整合起来。 “连续”的第二个要点是意义的连续。伯克（Peter Burke）认为：60年代，史学家受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和英国人类学家、功能主义先驱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的社会功能主义语言的影响。到了80年代，人类学领地吸引史学家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允许他们摆脱传统的叙事（narrative）,去进行尽可能深厚的描述。讲故事的长处正是在那个时候被人类学家发现的（Burke 1990:269）。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是盖茨提出的，他的解释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脉络（context）,或者说文本集。人类学家的研究就是通过深厚描述的方法，去解读和发现这个意义的脉络。在戴维斯（N. Z. Davis）《马丹·盖赫返乡记》中，讲述了马丁·盖尔在参加同西班牙的战争回家后，发现他的丈夫位置被他人取代的故事。其中特别解释了他的妻子在接受这样一个冒充者时，是怎样对日常家庭结构、婚姻结构的意义进行感受的。对她来说，这是摆脱孤独窘境的唯一体面的方式（戴维斯 2000，参见伯克 2001:206）。 中国人类学中早就有了讲故事的传统，林耀华先生的《金翼》（The Golden Wing, 1947）作为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开启了中国民族志讲故事的先河。80年代以来，在华南的人类学和史学研究中，讲故事的学者大有人在。作为一种深描的方式，讲故事越来越成为新叙事的时髦。 3、他者文化与地方性知识。早在马林诺斯基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当地人的想法（native think），在60年代认知人类学中曾经引出很多辩论的主位（emic）和客位（etic）研究法，至今仍然是一代代学者讨论的东西。盖茨的《地方性知识》（The Local Knowledges,1983）则强调了对当地人想法的研究。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站在当地人的观看立场，盖茨作为解释人类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解读。伯克认为：“历史是对过去'他者（otherness）’的理解，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相反的思考，并且是一个'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补充过程。首先，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史学家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看作有疑问的和需要说明的，并因此摆脱被人称为'本地盲（home blind）’。第二，有助于解决文化距离的问题并在比较的脉络中'捕获他者’。（Burke 1990:270）”中国人所谓的“旁观者清”，或许可以说明上述意思。但是旁观者也有自己的局限。史学本来就是旁观“他者”的研究，因为史学家不可能进入过去的当时。艾米克（Emiko Ohnuki-tierney）指出：史学传统上所研究的“他者”如今即便不是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远离了研究者的文化（Emiko 1990:1-2）。因此，历史不过是另一个远离我们的空间，一个时间上的“异国他乡”（西佛曼、格里福 1999:68）,而且我们还不能像从欧洲到非洲进行研究那样返回到历史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