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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话语、叙事与应用民俗学的方法 李：我们知道您在信仰、民间医学、民间宗教与叙事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在您的工作中，“以经验为中心的方法（experience-centered approach）”尤为突出，您为什么会偏重这种方法呢？ 戈德斯坦：我最早研究的是宗教，我试图用所谓“经验法”来研究民间宗教，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民间信仰与民间医学。“以经验为中心的方法”可以发现那些信奉民间信仰的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感受和经历的。所以，这不是局外人的观察法而是局内人的观察法，我的老师大卫·哈弗德（David Hufford）教授的《夜幕下的恐怖：对超自然攻击传统的一个经验中心的研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试图探讨它并深化它。对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和民间医学而言，“以经验为中心的方法”是一个替代“文化期待”的途径，以此了解人们如何谈论信仰以及人们的做事方式。这意味着，人们怎么谈论自己的行事方式其实是有某种套路的。哈弗德教授也是一位应用民俗学家，不过他从来没有像我一样做过民族志话语研究。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是人们如何谈论他们的信仰和宗教，在研究路径上是结合了大卫·哈弗德和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两位的思想的。 李：看来您还深受您的博士导师戴尔·海姆斯的影响。在中国，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也很熟悉这位交际民族志学派（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创始人。这个学派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语言的运用，特别关注不同的社群、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不同的文化习俗给语言运用造成的限制特征。您上面提到的“经验法”，如果脱离对特定当事人的特定话语与叙事模式的探究，几乎就是难以达成的了。您认为这是应用民俗学研究在研究路径上积极采纳交际民族志学派的主要原因吗？ 戈德斯坦：是的。由于交际民族志学派聚焦的内容，主要是叙事的方式以及在不同的互文情境下谈话意义的改变，所以，在美国的民俗学中，民族志学话语研究对于叙事研究的形成和持续发展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李：这些都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关注。交际民族志学派作为其中的一支，研究的是特定人群明示或者潜在的关于语言应用的理念及实践。海姆斯就曾指出过，跟其他社会组织，比如政治、宗教和经济一样，语言和言语有其自身的范式。这些范式不等于语法规则，而是既包含语言的规范又有文化和社会组织的规约。在不同的言语社区，言语的实践存在着内部和谐的、又有意义的模式；而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这些模式往往又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些观点既表明了社会语言学与民俗学相似的研究旨趣，又显现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以话语和叙事为主要路径的民俗学研究与社会语言学中的交际民族志学派的做法，既相依相生，又相异成趣。您在这两个领域内都浸润良久，以您的经验来看，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呢？ 戈德斯坦：大多数的社会语言学处理叙事不会达到民俗学那样的细致程度。即使是海姆斯也只是关注人们在讲故事时的表演方式、故事内容的结构而不是叙事内容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叙事里面所涉及的内容。比如，在加拿大康塞普申北湾的艾滋病社区的研究中，我首先留意到病例出现初期就出现了很多笑话。“问：你知道得艾滋病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吗？答：让你妈妈相信你是海地人。”这类流行的笑话像大多数健康笑话一样，总是把病源指向远方。归纳分析这些1980年代最初的笑话，可以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艾滋病是这四类人带来的，即“４Ｈ”：同性恋者（Homosexuals）、吸毒者（Heroin Usres）、血友病人（Hemophiliacs）和海地人（Haitians）。这和传染病学家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八十年代中期的笑话谈的大多是社交生活中的高危行为，1988年为回应民众的这类焦虑和关切，美国公布了《外科医生艾滋病报告》，指出一般的交际活动如握手、亲吻等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九十年代笑话的主人公往往是些傻瓜，“两个瘾君子在交换针管。有朋友提醒他们：你们会得艾滋病的。他们说：没事儿，我们戴着安全套呢。”这些其实都是安全性行为的社会教育。我用这个例子说明我的兴趣与社会语言学的旨趣的不同，应用民俗学的关切是这些民间笑话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它们是如何被大型的专业机构与政府机关所理解和利用的。 李：您的见解切中肯綮。由语言规约的能指进入言语内容的所指，将叙事话语的信息而不是结构作为分析的目标，这种由社会语言学向应用民俗学的转向和融合，在以语言叙事为核心载体（如神话、民间传说、谣言、传言和笑话等）的研究中，无疑是必由之径和不二法门。这也说明了，话语与叙事在应用民俗学的经验性研究中占据着首要的方法论地位。托马斯·麦克劳克林（Thomas McLaughlin）为这种方法论构建了“民间话语理论”（Vernacular Theory），他说：“‘民间话语理论’是指那些没有文化权力的，基于当地关怀的而不是知识精英的批判性话语表达。人们不用学术理论的分析策略所用的那套话语，而是用自己的话语和策略来解决自己的关注。他们将尖锐的现实问题引入到重大的理论话题中来。”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普通人的日常言语表达在针对具体社区问题时，在议程设置、知识积累与方案解决等方面的合法性乃至优越性。 戈德斯坦：是的。实际上，“民间话语理论”在所有风险认识的议题上都很有应用价值。在定义某种风险的时候，经验的权威性往往要比所谓“客观”的信息重要得多；社区成员的经验分享生成了有关特定风险的可见“样式”。“民间话语理论”提供了一个基于经验的可替代权威的风险知识结构，更重视日常的关注和经历以及与健康、疾病、性等相关的风险议题，这与医学权威掌控的认识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民间话语理论”对假定的优势文化提出了质疑，和其他理论一样，它肇始于对疑难问题的特殊解释，由乡规俗约来推动，使用当地的话语范式，在议题所在地的文化语境中是很有道理可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