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8.jpg) 1985年的雷蒙·威廉斯( PHOTO © MARK GERSON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二〇一五年初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春节返乡笔记”引发热议，重要的不是笔记及所描绘的乡村本身，而是其升级为公共媒体事件后所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同年十月，习主席访英时东道主安排住“乡间”，以体现昔日工业文明之都的最高规格，在微信朋友圈中引发关于“打翻了多少中国人的乡愁”的对比和讨论。实际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乡村一直作为过剩资本新的增值空间而引发关注。就在二〇一四年二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等商界大佬们就以“我们的乡愁”为主题围炉漫谈。如何理解错综复杂条件下的多维乡愁及其内在张力?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雷蒙·威廉斯，以自己所熟悉的英国文学作品为例，在四十三年前完成的《乡村与城市》可以为我们提供充满洞见的启示。 5408.jpg) 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除了《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等获得广泛讨论和引证的经典外，《乡村与城市》这部饱含深情的著作，虽然中文版直到二〇一三年才问世，却及时为我们打开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城乡面向”，打破我们长期以来“文化研究无农民”的盲区。作为一位当时即已享誉世界的学者，威廉斯为何要写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书?因为其不仅联系着作者身为“农二代”的切身经历——出身于威尔第边境乡村的工人阶级家庭，现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书中隐约可见作者对祖父及家乡的记忆与理解;同时还有其对当时主流城乡论述所产生的包括纳闷、愤怒、不平等在内的真情实感。 5408.jpg) 《乡村与城市》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各种论述，重点不在于揭示乡村或城市是什么，而希望挑战各种“半是想象出、半是观察得来的缩减惯例”。对于威廉斯来说，这样的定型化认识与偏见常常是成组出现的，并在论述实践中被不断地强化与凝固。因此需要“左右开弓”，并对各种可能的陷阱保持充分的自觉。 这种拒绝与反思首先体现在分析视角上。在威廉斯看来，居高临下的眼光以及“将乡村理想化、使之与城市对立”的潜在逻辑与思维习惯是我们最需要挑战的。看似区分对立的两种主导性观点：“怀旧且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与“生机勃勃的城市进步主义”同样需要警惕。前者视野下的乡村常带有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在浪漫化与理想化中人为制造城乡二元对立。实际上，乡村既不等同于愚昧和落后，也不是欢乐的故园，而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压力和阴影下充满着变化与复杂性。与此相对，“城市进步主义”视野下的城市，常被作为进步、启蒙和力量的象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拥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权。而实际上，现实都市既存在道德意义上的孤独、罪恶等，还包括巨大、冷漠、污染、原子化、石头迷宫、断裂性、个人主义、流动性、风险集中等可能将人类引向更危险境地的元素。 5408.jpg) 出生于英国的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所作“帝国事业”系列之《田园牧歌的状态》(The Course of Empire：The Arcadia or Pastoral State) 类似的“浪漫化”处理看似截然二分，实则一体双面。为展开对这两种主流论述的批判，威廉斯通过对前后跨度数世纪的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爬梳比较，让我们看到在包括小说、诗歌等文学表达中，乡村与城市在存在形态和功能意义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常常受到遮蔽，所建构呈现的多是“精心挑选”过的单一面向，同时作为被论述对象与空洞能指，被现实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力量所填充和改写。按照作者的话：“不仅真实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遭到了伪造;而且一个传统的、幸存下来的乡村英格兰也被草草创作出来，几乎被一种实际上属于市郊的、半文盲式的胡乱描写遮蔽起来。”(354页)而实际上，即使对于英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我们既可以发掘出包括“城市互助组织”和有利于新式社会组织成长的“新城市”，还可能重新发现内含多种功能和动态变化的“新乡村”。因为，“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393页)。 5408.jpg) 杰克·伦敦《深渊居民》(The People of the Abyss,Tangerine Press, 2014)中反映20世纪初伦敦城市贫民的照片(Photo © SWNS.com) 如此简单化和静态论述既不利于城乡间复杂现实与互动关系的展开，还掩盖了乡村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重大历史脉络及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消解乡村和城市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比如：传统乡村秩序的消解失效，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皆非自然意义上的式微，同时联系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的线性发展观对多元化文明形态的排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