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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钟先生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巨大的民俗学对象空间，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学术领域，培育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但是，在这个巨大的对象空间内，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兴趣点、立足点，甚至是随机地寻找所谓的田野基地，民俗学无法明确地告诉一个初入门的学生，他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具体如何做。前辈们只是说：“你看，田野中到处都是宝藏，去拣吧。”我们的学术经典很少，大家只能拿钟先生的著作来当学术经典，比如在北师大，几乎每一本博士论文都得引用一些钟先生的话，有些是为了引用而引用，许多引用的话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是钟先生说的，所以要引用，他们以这种引用来表明自己民俗学论文的身份。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愿意把钟先生当作我们的祖师，没有钟先生就没有中国现代民俗学。钟先生在严肃的政治背景下，利用他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保护和培育了这门学问。钟先生一辈子受过很多委屈，但他一直坚持呼吁，要求在高校和学术机构建立这样一门学科。我把钟先生比喻成这门学科的经营者，把他看作民俗学的老板。钟先生是一个好的老板，但他不是一个好的技师，他没有做出一件堪称范本的作品。第二代民俗学者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出了很多书，各地都出版了很多“民俗事典”一类的书籍，可是，我们这一代民俗学者不可能跟在屁股后面继续做民俗事典。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并没有给出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果。 福田：对你刚才说的话，我不是很接受。我了解王文宝出了四本书，资料很多，但里面没有对方法的总结。非常详尽，但没有对方法的总结。 施爱东：王文宝的书，与其说是论著，不如说是形式上看起来像论著的编年史。从他的书中根本看不出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王先生跟谁的关系密切一些，就在书中多写他一点，跟谁的关系疏远一些，就在书中少写他一点，甚至忽略不写。比如我注意到，他写的学术史中很少出现刘守华，事实上刘守华在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如果让学生来看王文宝的书，最多就知道过去有的学者写过些什么东西，其他什么也得不到。王文宝的书，作为学术史资料索引倒是不错的，但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评论。还有段宝林老师，他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他有一些学术史论，所依据的材料和本来的历史正好相反，他没有看到原始材料，很多评论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很多怪现象，也许是福田老师无法想象的。刘魁立先生写过一篇关于“狗耕田”的论文，得了一等奖，有同辈学者告状说，另一位学者写龙，居然没有得到一等奖，为什么写狗可以得一等奖，写龙反而不行?第二代中国学者里面，刘魁立先生是唯一偏离钟先生研究范式的一位，刘先生跟福田老师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逻辑严密，富于思辨，不是纯粹的学科本位。我注意到，在福田老师的书架上，我认为的中国最好的民俗学著作大部分都看不到，除了顾颉刚先生这本书。当然，福田老师书架上的书，许多作者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并没有必然联系，真诚地希望福田老师能常来中国走走，能和第三代中国民俗学者多接触一些，也许能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①对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学生运动组织。———福田补注 ②原文为“マレビト”，此处使用的“来访者”是该词汉字表记的一种，此外常用的汉字表记还有“稀人”“客人”“异人”等。折口信夫在192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冲绳之旅，在1925年的《古代生活的研究———常世之国》提出这一概念，最后在1929年的《国文学的发生》进行了概括性阐述，即“来访者就是来访的神”。该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常世(长存的世界)被认为是死者所居住的国度，保护人们不受恶灵侵害的祖先就住在那里，由此农村的人们产生了每年祖灵从常世定期来访，为人们带来祝福的信仰。祭礼中使用的树干、竹竿等高高竖起的祭礼标志物(依代)，就是为来访的神落脚而设的。因为这种来访很稀少，因此称为“マレ(“稀少”之意)ビト”。他推定现在成为佛教节日的“盆”，原本也与来访者信仰有着紧密关联。进而，偶然来访的过路旅人、漂泊艺人等也被归入来访者之列。这一概念是理解折口信夫民俗学思想的关键概念，给后世的民俗表演艺术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依代”则成为所有日本民俗学研究者都非常熟悉的常用概念。———译者注 ③日本的博物馆根据法律规定，在本人所从事的专业受过专门训练，并获得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的工作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研究、调查、收集、展览普及、保存、管理等。———译者注 ④自2014年10月起，原本是自由组织社团的日本民俗学会获得法人资格，成为“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民俗学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