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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诗化的历史，历史的诗化。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态，既是一个民族文明的丰碑和文化的象征，也是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文明进程的百科全书，同时还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博物馆。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从《格萨尔》《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在中国各民族的史诗谱系中，以各少数民族为主要代表的南方史诗，以其世代相承的口头艺术原创力，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与中国史诗卷本汇聚成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长河，展示出波澜壮阔、千姿百态的恢宏画卷。 我国南方各民族的史诗承载着各民族祖先和后人对自然的认知，对世界的求索，对人生的理解，是集南方各族人民的历史记忆、经验情感、诗性智慧以及口头艺术文化传统之大成的文化宝典。至今我们仍会发现，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聚落中，人们依然保持着祖先所遗传的文化基因和创造才华，许多民族史诗依然在生存和生长着，依然以活态的口头传统维系和发展着，依然有着众多的歌手和广泛的听众。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以口头传承的史诗在全球化飓风的冲击下，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史诗的文本正在随风而散，史诗的传承日渐衰亡，史诗的演述业已日渐式微，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抢救、记录、保存和整理的时候，很多地域的史诗传统已濒临人亡歌息的窘境。 我国的学术界对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至今不足百年。南方史诗的研究长期以来更为贫乏，且主要受西方史诗理论的影响，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范式和体系。诚如希腊史诗是希腊人的影子，中国史诗多为民族竞争时代的瑰丽幻想。与西方以希腊为“典型”的史诗研究不同，西方史诗强调“重大事件”和“战争要素”，而我国南方史诗更多的则表现为“文化创造”和“神话色彩”，且其中更多的是神话史诗、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在南方的民族史诗传统中，以创世史诗为主体，形成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史诗。而在叙事传统的程式中又包容着“创世”“迁徙”“英雄”“神话”等基本主体，且彼此难分畛域。如彝族的《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拉祜族的《牡帕密帕》《盘古盘根》，壮族的《布洛陀》《姆六甲》，瑶族的《密洛陀》《盘古大歌》，苗族的《古歌》《亚鲁王》等，这些创世史诗以民族起源为发展主线，依照历史演变、人类进步的发展程序，通过天地神袛、先祖人物、文化英雄及能工巧匠等形象塑造，演绎出如歌如泣的民族历史大歌，反映了南方各族先民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历史观，向人们展示着古往今来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变迁。无疑，这些史诗经典之作具有浓郁的历史性，在传递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同时，被各族人民视为“根谱”“古根”和“历史”，进而支撑着民族的精神信仰。 中国史诗与西方史诗分别诞生于两个不同的文明轴心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迥然各异的文化精神，西方史诗理论乃西方学术之范式，重法则以求合诸体;而中国学术的传统乃重事实以汇通之变。为将中国史诗研究彪炳天下，当代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和史诗学者应挣脱“言必称希腊”的桎梏，抛弃中学西范的枷锁，深入挖掘中国史诗的宝藏，在吸收外来史诗理论研究和成果的同时，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探寻中华民族史诗传承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用中国的母语、本土的方法，不断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切的课题，不断推出有客观依据，经得住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的理论和观点，推出具有时代高度、代表国家学术水准的史诗研究的精品成果，在与国际史诗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过程中，着力塑造和形成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诗研究创新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为此，中国民协将站在抢救保护、搜集整理史诗的第一线，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学术界，问计于学术界，不断地为学术界提供一流的学术交流和传播平台，在全面掌握田野资料和繁杂史料及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与学术界共同梳理出一条明晰的中国史诗发展的脉络和主线，找到中国史诗中最精华的核心价值和基因密码。 历史和时代都在呼唤新的史诗研究。民间文艺的丰富实践不断激发史诗研究的学术创造活力，催生理论创新。马克思曾指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尽管构建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但只要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坚持理论和方法创新，坚持学派和话语创新，就一定能在不懈的努力中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有所成果;就一定能形成有品格、有尊严的当代中国史诗研究学派、创新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中华民族史诗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世界史诗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南方史诗与口头传统”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 罗杨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