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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多元化是当今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一种趋势：一方面，那些基于血缘、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传统多民族国家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与规模;另一方面，一些单一民族国家在经历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经受民族主义浪潮和种族、宗教、移民等问题的冲击之后，开始变成了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来讲，民族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国家治理来讲，由于民族多元化蕴含着文化碰撞与族群竞争的因素，现代国家往往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与道德挑战。国家不仅要实施专门政策和制度安排处理群体身份识别、群体权利保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考虑民族多元化所引发的族群竞争和对抗问题，不仅要关注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管理和分享社会财富的能力，还要防止文化与族群冲突危及国家安全。在此情形下，探索调整民族关系的制度化策略，解决民族多元化带来的文化与民族冲突，成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各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一大任务。一些国家为此探索实施了多种调整民族关系的制度化策略[1]。本文拟对少数人权利保障、民族联邦制和协和式民主等三种典型策略作出分析，重点讨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的理论与实践，以期对构建我国的民族关系调整策略有所裨益。 一、影响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与持续性因素 民族关系是一个多领域、多向度的问题，构成它的主要是群体身份、群体权利、群体参与、群体交往等一些相互性因素。例如，民族关系既可以是一个群体身份问题，与群体识别与象征、宗教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有关，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权利问题，与群体自治与自决、群体身份确立与保护请求、群体平等和反歧视、宗教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的保持与改变、公共领域语言文字使用等有关;既可以是一个群体参与问题，与国家机关或公共部门的权力分享、国家结构形式的族群安排、民族精英参与决策等有关，还可以是一个群体交往问题，与群体的社会融入与社会财富分配、经济社会领域的分配正义、人口与经济发展政策等有关。上述表明，民族关系的构成因素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西方学者关注到了迁徙、适应性、压迫、分层和冲突等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形成了秩序理论和权力冲突理论，相应地，民族关系在理论上变成一个秩序建构问题或冲突解决问题。在秩序理论看来，民族关系其实是民族融合的模式，核心是渐进和稳定地将那些特殊的种族或民族有序地整合或同化到主流文化和群体中。权力冲突理论则将消除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的持续影响、实现不同种族间权力和资源的平等分配作为民族关系的核心[2]。上述两大理论为研究民族关系调整提供了理论视角。 选择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来研究民族关系调整应该成为一种理论共识。因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都受制于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3]。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也都存在持续影响民族关系变化的因素。不过在进行具体研究时，需要抛开那些非典型的可变因素，探究那些持续不变的因素，进而确定哪些因素是调整民族关系时最应关注的方面。前南斯拉夫著名政治学家维基斯拉夫·斯坦维茨通过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持续影响民族关系变化的主要有五个因素，即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人口的变化、民族分散或聚合的程度、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4]。他的研究结论值得关注与借鉴。 1.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之间的关系必定受到各民族独特的历史、地域、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各民族自身拥有的独特性既有可能促进民族自身内部的团结，也有可能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差异越大，民族之间越容易出现纷争。当然，现实中也有差异不大却同样出现对立状态的现象。如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对于这种现象，社会心理学家解释为“民族接触与民族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联系[5]。此外，民族之间的差异也会表现在人口数量、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等方面，这些差异往往会决定民族的思想倾向和行为状态，于是在一些国家会出现源于人口、政治、经济差异产生的不均衡民族关系模式。如马来人、华人是马来西亚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两大族群，两族存在巨大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差异。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确立了占有人口优势的马来族群的政治特权，但族群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塑造了处于人口劣势的华族的经济优势，两族缺乏互动与融合，构筑了一种不均衡的族群关系模式[6]。而在有的国家，一些在经济方面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族群，却具有政治上的绝对发言权。例如南美洲一些国家中欧洲白人与梅斯蒂索人之间的族群关系状态，反映的是少数人群体拥有政治权力，多数人拥有经济财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的不平等事实[7]。 2.民族人口的变化。民族的演进与形成、融合与分裂往往会直接表现为民族人口变化。民族人口的变化主要是数量的变化和质量的变化。民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往往会带来民族之间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差异，进而影响民族关系。在那些具有相同生活区域的民族中，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会打破原有的族群力量平衡，进而影响到竞争性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在一些特定情形下，人口数量不平衡甚至可能成为导致局部紧张局势、引发民族冲突的因素[8]。在当今一些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人口数量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改变民族人口的构成与数量已经成为一些国家调整民族关系的人口策略[9]。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格尔通过对全球1000多个政治性族群的研究发现，全球许多死灰复燃的民族分离主义往往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承。他认为在那些以种族、民族或宗教为表征和载体的群体中，族群意识和自我认同会世代渗透与固化，会使多民族国家面临巨大风险[10]。格尔的分析提出了民族人口的质变问题，即同质变化或异质变化。在当今世界，族群的融合与分裂是一个常见现象。融合与分裂会带来民族人口的同质化或异质化。同质化会使原有的族群意识和自我认同传承与固化，异质化则会促成改变，甚至催生新的民族。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来讲，同质化与异质化一样值得担心。对于同质化，需要防止极端主义的族群意识和自我认同固化与传承;对于异质化，需要防止族群融合与分裂可能带来的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已经证明了民族异质化带来的恶果[11]。 3.民族的聚合程度。各国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演化出聚居和散居两种生产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其实是民族聚合程度的反映。聚居聚合程度高，散居聚合程度低。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的聚合程度受到地理、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影响群体社会政治地位和组织动员能力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民族学、政治学研究中，较为关注聚居对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一些国家通过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安排解决聚居带来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由此推广到世界各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受移民浪潮、宗教与文化冲突、工业化与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散居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逐渐显现。散居使具有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各民族聚合在一起，极易因民族性的差异发生矛盾和纠纷，在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下甚至转化为群体与政府的对抗。因此，如何处理散居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如英国采用种族关系立法来处理，美国采用熔炉政策来解决，加拿大、欧洲采用多元文化政策来应对。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受到人口结构、经济状况、社会政治身份、代际差异和分布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协调散居化背景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并不成功。如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各国政府推行的穆斯林政策基本上宣告失败[12]。 4.民族的地域观念。民族关系深受不同民族地域观念的影响。在民族学上，既可以通过地域来定义民族，也可以通过地域来区分民族。由于地域蕴含着民族的归属感，因此是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形成的基础。如印度的孟加拉人多年来一直对其族群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西孟加拉地区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些民族即使离散迁徙几个世纪仍对故土存在深深的眷恋，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回到自己的故土家园意味着遭受迫害，犹太人的建国史说明了这一点。地域观念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在于：地域承载了民族意识，当生活在相同地域的民族具有竞争性价值观，而相同的地域意识又无法容纳对立的民族认同时，往往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冲突[13]。于是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常常见到因领土、边界纠纷引发的民族冲突和种族战争，如巴以冲突就承载了复杂的民族地域意识纠葛。 5.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已经与民族、宗教、全球化、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密不可分，成为民族关系裂变的一种常见表现。例如二战后超过半数的内战属于族群战争[14]。1993年，全球族群冲突导致的难民人数达到2500万，族群冲突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如泰米尔猛虎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的出现都与民族间的利益冲突有关[15]。对于民族间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有的学者归纳为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歧视性的族群政策、经济衰退、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历史冲突、族群人口分布类型等七个因素，以及恐惧、不满、仇恨、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等四个驱动力[16]。民族间的利益冲突直接威胁到多民族国家的稳定，特别是对于民族问题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尤其如此。为此，这些国家正试图通过法律机制来控制冲突[17]。然而，在这些国家中，由于民族构成决定制度的构成，政治和法律往往受制于族群关系，政府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冲突控制能力。面临持久的民族冲突，一些国家正试图通过制度化途径来解决纷争。如有的通过建立跨种族的权力分享制度来保障各群体的政治参与①;有的在立法机构中建立民族利益协商机制，实现民族的合作与谅解[18];有的建立起保护少数民族或土著人权利的专门制度;等等②。在上述实践中，宪法的制度安排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