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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讨论 提问一： 因为您一开始提到如何去做研究，然后刚刚讲到的是跨领域研究，我很好奇的是，在进入跨领域研究的时候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在哪里？要如何去培养跨领域研究的能力？ 回应一： 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开始推动台湾原住民社区健康的研究时，一开始是先找了1、2位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同仁。莫拉克台风之后，台湾政府有意强制搬迁50几个原住民部落，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你不能强迫人家去做，但反对不是办法，我们要怎么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这个状况下我先去问了中央研究院生医所的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是长期做台湾原住民自杀的研究。台湾原住民现在面临天然以及政策的灾害，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想一个东西帮他们解套？我们就开始发武林帖，邀请对这个议题可能有兴趣的同仁，每个人谈自己的角度，从他自己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别人再来批评看是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谈了一年，每个月聚会一次。有些人来了几次就离开，有些人来了我们觉得要离他远一点，一来就想当总指挥，我们就觉得不能再邀请这样的人。后来我才写了一份研究计划，把差不多12位有兴趣的人写入子计划，这是很难的，你要走入别人的领域，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需要很长一段磨合。 提问二： 第一个就您看今后要怎么让台湾社会有意义的、有系统的做到人类学知识的普及化？中国大陆近来大国崛起的过程里面，对台湾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就您很丰富的行政经验来看，台湾还可以做出哪些在大陆发展下有优势的可能性？ 回应二： 人类学的普及化是必然的现象，尤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怎么样培养出不同文化的敏感度、能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感受。我想台湾确实是有这个基础，因为台湾很小，从三毛的时候就跑到非洲去了。在这种状况下人类学的课程确实是一直在膨胀，现在像很多师范学校或者一些私立大学都已经在开设人类学的课，所以就人类学民族学的需求来讲是增加的。不只是台湾如此，在大陆也是一样，因为大陆现在正在大国崛起，到处跑、到处发生冲突，这是会有问题的。他们没有跨文化或是欣赏不同文化的心胸，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人类学是必然普及的。至于人类学要传达的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最好的做法是在大学的共同科目里，设人类学的课，不管你是学国际贸易或电机，都去上一下人类学的课，就可以慢慢培养、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共存及互相尊重，这样确实是应该做到的。 但人类学是不需要太多博士的，因为人类学是个很小的学门，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很多人类学者，算是一个偏冷的学门。大陆现在也是发展之中，有人类学的大学，其实现在只剩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两个。云南大学本来有现在裁掉了，变成民族学院。大陆人类学最大的问题呢，第一是人类学是二级学科，民族学是一级学科。但大陆民族学有个先天的致命伤。民族学是国家民委管的，国家民委是个政治机构，这样的话是政策导向。你要做研究，他们第一个要问对于提升我们的国策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学问做不好。大陆现在很多大学也开始在谈要设立人类学学门或是研究单位，到处在招人，现在台湾有好多人跑过去。这种倾向是越来越明显，因为台湾吸收不了这么多博士，而且大陆给的薪水越来越好。像重庆大学有个人类学研究室，里面10个缺，开的条件很好，他们现在抢人抢得很凶。但是问题也在这里，第一个学术界现在和外界接触比较封闭，参加国际组织不多，尤其人类学这个学门。第二个受政治影响很深、限制太多，像我这样总是爱讲反话的人过去就很麻烦。我是估计他们还有十年的好光景，十年之后就要慢慢和国际接轨、走出来。台湾民族学、人类学毕业生过去那边应该还算机会很多的。 提问三： 从永续农业学程到泰北研究计划的过程，从学程到计划、再从计划到和当地合作的过程，几个学校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如何反馈到研究地点？ 回应三： 这个问题也是人类学界讨论很多的，人类学家跑到人家家里住了几年，把当地知识写了出来然后回到自己国家写了书。像Margaret Mead她的书就是畅销书。像我的还不算，后来美国的版税都捐给学校，他们就设了一个奖学金。有人要到亚洲做研究的可以去申请。有些人类学者写的书是可以赚钱的，那要如何反馈？有些学者是坚决反对的，觉得塞钱这样就象是买知识，这是完全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是从发达国家过去的，财经地位占了优势，我们得到一些东西后是应该要反馈给他们的。 这种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的解决方式，而是跟个人有关的。像我去厦门的农村，是以村内书记为主轴来写的。我就有跟报导人说，到时候版税我会分一部分给他。但后来我才发现，他应该要给我钱的，他比我还有钱，所以我想我给他钱也没意思，所以后来我就没再给他。回报的话，我想我们是用各种形式来做，象是提供各种信息，或是帮他们照相，之后再寄给他们，尤其是早年没有彩色照片，有些农村老人就会很高兴。另外是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Myron Cohen教授，几乎变成美浓驻美办事处主任，美浓人要去美国都会找他。这些都是我们会去做的，利用我们的人际网络或关系，替我们研究对象提供某种服务，或是为他们培养下一代，下一代小孩子出去读书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等等，做为帮助他们的方法。 提问四： 从我在温州做访问的经验来看，我发现身处的环境对我有很大的敌意，但因为我是社会学者，和人类学家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这种环境下要怎么处理周遭环境对我的很大的敌意？ 回应四： 这种问题在中国大陆是特别麻烦。那时大陆开放让外国学者进去研究，1984年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你要做农村研究很好，但国务院规定一个人在一个村子只能待两个礼拜，每两个礼拜就要换一个村子住。我说这不是我要的方法，我1981年进去时，我就和厦门大学说我可以去访问，但我不能这样蹲点。后来校方把我的申请案送到厦门市外事办、省外事办，都没有下落。后来主持文教业务的省委副书记正生病住在医院，下面的人拿了一叠公文给他签，听说他在昏迷中就签了，我就这样蒙混过去。不过后来他们就比较开放了，1987年我们去邹平就没有这个问题。 提问五： 您觉得台湾的博雅教育做法到底怎样？能不能做点评估？ 回应五： 我想教育的问题，不只是学校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博雅教育在美国能成功，在欧洲不一定会成功的。中央研究院李远哲当院长时，他从美国拉一大票人回来当各个所、中心的主管，包括我在内。他认为把美国那一套制度搬回来，学术就可以搞好。但不是这样，社会环境不一样。在美国最后五年，我是系主任，有同事表现好，我可以帮他加薪、让他升等，但在台湾这是我做不到的。这是文化的问题还有社会的问题。我们所里有两个副所长、三个主任。我假使要把一个年轻的、表现很好的拉上来当副所长，哇，这个天下大乱啦，前面还有很多资历比他深的。在美国的制度都是透明公开的。我在美国当系主任时解聘了三个教员，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的表现就放在那里。不同社会里不同药方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