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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国画界中较为深入和系统地直接描绘农村状况和农民疾苦的画家中，赵望云描绘的农村很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状况，采用高度写实的水墨速写技法更带有客观记录的性质;符罗飞作品的思想和感情的深度远远超出了人物速写这种绘画类别通常所能承载的程度;而庞薰琹则在塑造中国农民的审美形象中，鲜明地引入西方宗教的图式语言。  ①赵望云1933年的冀南农村写生《清河农人播种棉花》  ②符罗飞的素描《恨》  ③符罗飞的素描《农民》  ④庞薰琹水彩作品《地之子》 在1930年代国画界中较为深入和系统地直接描绘农村状况和农民疾苦，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是赵望云(1906-1977年)。他于1932年回河北家乡农村写生，并在天津展出这批农村写生画;1933年应天津《大公报》聘请赴冀南农村写生，在报上连载130幅作品(后辑印为《赵望云农村写生集》);1934年继续赴塞上和江西农村写生;1935-1936年赴鲁南水灾区描绘灾民生活;1948年随军队赴湘黔苗区写生。(参见《赵望云年表》，载程征编《从学徒到大师—— 画家赵望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7月)他描绘的农村题材极为丰富，很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状况;而他采用的高度写实的水墨速写技法更带有客观记录的性质，完全符合报纸为他开辟的“写真通信”专栏的题旨。 实际上，在赵望云的这批冀南农村写生作品中，直接描绘田间劳动情景并不是很多，而对于农村生活中的各种手工业者、集市买卖、家庭生活、节令风俗等情景多有描绘。赵望云说，“我画农村是由于我生在农村，热爱农村景物，同情劳动生活”;(《赵望云自述》。见同上书第15页)“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我以为这十余县的平民生活，至少可以代表华北农村生活之一部，如此朴实劳苦的平民生活，现下已逐渐趋向不安与动摇。”(《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自序，见同上书第25～26页)这是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是在政党革命思想和左翼思潮的笼罩之外根据自身生命的经历、体验而生发出来的农村关怀，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农村题材和农民图像艺术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早在1928年，王森然就说赵望云在艺术圈中有中国的米勒之称;在1930年代初就认识赵望云的叶浅予在晚年回忆说当年《大公报》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和赵望云的“农村写生”是最吸引读者的栏目，他认为在赵望云的笔下出现的农民是苦难中国的象征;关山月在回忆中也提到，当时有人讥讽赵望云说“无非会画农民”;黄蒙田也回忆说，当时国画界绝少有人画农民题材。(见同上书第19～44页)这些评论都注意到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在美术史上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实际上与农民革命画和左翼木刻运动中的农民题材所具有的意义是并不相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