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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表明，在清初至乾隆年间，商业出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变得更为地方化和专门化，也更加关注书籍市场中基层读者群的需求，这样一来，与文人作者的圈子就逐渐拉开了距离。明代后期，文人直接参与商业出版，出现了像冯梦龙这样的职业或半职业的编者和作者。但到了18世纪，商业出版渐渐与文人作者脱钩了。这直接体现为文人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式微，而乾隆年间的文人章回小说的杰出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歧路灯》等，在当时则基本上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传播的范围和流行的程度都远远无法与晚明以降的章回小说相提并论。这从根本上重塑了章回小说。从效果来说，章回小说一方面经历了文人化的洗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公共传播上则处于前所未有的劣势。这些作品有待于后世的“发现”，它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19和20世纪。 历史的高峰与现代小说的起点 东方早报：去年三联书店曾出版了你的一本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在写作“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的时候，是否也与你在这一领域中其他的学术思考和写作有关？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的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先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不过，其中关心的问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儒林外史》以局内人的角度描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危机，也对文人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反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的内在视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吴敬梓压根儿就没打算写一本流行小说，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文人化的实验，并且在叙述展开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文人生活的新的方式、意义和生存空间。参照18世纪其它几部文人小说（包括《红楼梦》、《歧路灯》和《绿野仙踪》等）来读，我们可以窥见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些重要侧面，也可以多少了解当时社会和体制的问题。 就形式而言，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代表的18世纪中叶的文人小说，也标志着章回小说革新的最后一个高峰，将此后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的长篇小说笼罩在它们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个西方小说影响卓著的时代，这两部小说也仍然是叙述创新的基本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仅预示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始，也在事实上构成了现代中国小说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