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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不少人议论说，王铭铭的书越来越难懂，越来越飘乎；连带地会附议，人类学这样搞有啥用啊？对此深表赞同。这种没有用的学术，已经很稀少，以至于显得很怪异。手中这本《西方作为他者》①，便属于这种没有用的学术之列。书的字体大，还配上好些插图，看着挺花哨；讲的是一个人类学者在古史中穿行的经历，没有村子和土著，也不追求精确的史实，书非正统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倒像是作者读书到有趣之处，禁不住手舞足蹈。然而，追随他的脚步而去，会越发感到沉重，英法人类学骨子里的严肃和深沉、思考和想象之成瘾，渐渐显露出来。 书写历史本身即为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是要努力靠近历史的真实，而这种真实，不仅仅是事件的真相，还包括了观念———某一人群看待他们自身世界的心灵图式，它为人们探索世界的活动注入意义。通常我们更为关注这些活动的痕迹，而忽略了他者丰富的心灵世界，忽略了这两者原本就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过程。 作这样“一种历史中的观念旅行”，从穆天子的八骏神游进入西王母与昆仑的世界，再从秦汉帝国进入泰山与海上仙山，然后从东汉以后的印度佛国进入高僧的理想化他者世界，最后，从唐以后的“南海”及元以后的“西洋”进入近代化的历史，作者意欲跨越的不仅是物理学上的时空距离，还有历史哲学上心灵的隔阂。因为这个隔阂，我们相信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西文明轰轰烈烈相遇的坐标，在这以前，中国是遗世独立的末世繁荣，从这以后，才逐渐迈开它向现代世界前进的步伐。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穆天子西行，向西王母献歌致礼之“韵事”确曾发生———或许把历史想象为战争片远比想象为爱情片更为合适。 对这一隔阂的反思，其核心在于对历史上华夏他者观念的梳理。如同书中伴随周穆王向西神游所发现的，在近代的“西方观念”发生之前好几千年，我们已有“西方”的概念，并且不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地理上的绝对指向，而是对应东方，甚至南方、北方的“真实地理”和“幻想地理”的综合；一个流动的“西方”，与其对立的流动的“东方”，其实两者早有混合与变动，但无论这种变动为何，这种结构呈现的稳定性，并不会轻易改变。“西方作为他者”的题意便可解为： 首先，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以一种东西之分的观念来看待世界。基于这种观念，产生了三种他者观类型：一种是“他者中心主义”，往往带有宗教色彩；一种是以帝国文明为中心的朝贡主义式的他者观；一种是混合了他者中心主义和朝圣主义旨趣与内涵的他者观。从时间上说，这种混合的他者观先出现，奠定了前两种他者观的基础。其次，由此投射到来自远方的具体之“物”上，常以物之灵气作为增强国力的途径，作为自身道德的合法性来源，甚至自我拯救的良方。这就促成了由东向西，或复由西向东的旅行，如穆天子西征，法显等人西天求佛，近代以来对于西方各种主义的取经，等等。再次，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作为意象存在的“远方真理”，常与华夏世界的“治”与“乱”形成密切关系，影响着历史自身的塑造。生逢乱世之时，尤其促成身体之旅行向观念之旅行的转换，其方向由外至内；而生逢盛世之期，更为关注观念之旅行通过身体之旅行以达成，其方向由内至外。至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穆天子等人的出行，实践着东西方的观念图式，亦种下我们文明之根本。深植在我们文明当中的这种混合的他者观，同时包含了两种互相对反的他者观念——在书末，分别被表述为“帝国之眼”和“他者为上”——直到近代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身上仍有深深的烙印，却在20世纪初的国族主义强力下被视为历史的糟粕和殖民情境的产物加以抛弃。简言之，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文明的根，而陷入一种不知为何的文明的迷思。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类学或可重拾一种好古之心，只是这种好古，作为“有用的人类学”的点缀尚为多余。原因倒可以理解，在我们已经贬斥社会／文化进化论的时候，却迷信一种学科的进化论，我们以为身体的旅行便是人类学的全部，常常否定了像早期“摇椅上的人类学家”那样富于想象的思考———他们那种淡定从容，一种精英式思考的风度，不应该仅仅是追念。 ①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