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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学史不是一个专门供文学史作者抛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一个机会， 而是要呈现出历史现象，勾勒出作家和作品在历史洪流中怎么样既承前又启后。”  田晓菲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田晓菲和宇文所安是《剑桥中国文学史》作者群中的一对夫妇，两人又都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负责“从东晋到初唐”，宇文所安则紧接着田晓菲部分写下去即“文化盛唐”。 田晓菲认为，文学史是对文学的过去做出的书写，构成了文学的一部分。“很多人都把进入文学史理解为进入经典, 这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误区。文学史不应只是名人名家的历史。写文学史的时候也许难免要作出价值判断，但写文学史不是一个专门供文学史作者抛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一个机会，而是要呈现出历史现象，勾勒出作家和作品在历史洪流中怎么样既承前又启后，对这个作家和作品的历史意义作出有理有据的解释。” 东晋到初唐间的作家被忽略或低估 东方早报：你写作的是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到，每一节以一个世纪划分，里面既有文体区分，又有围绕人物创作，还有地域的差别，似乎没有统一的一个体例。这种创作的原因是什么？ 田晓菲：就像任何历史一样,文学史首先是一个叙事,把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一大堆表面看来纷乱没有头绪的作家作品，要给它一个结构,一个清楚、合理、经得起推敲的叙述和解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一节都用一个同样的体例，比如说按照知名作家（陶渊明、谢灵运等等）或者按照文体划分（诗、赋、志怪等等）来结构全章，那么，对文学史的写作者来说倒是相当现成和容易，但是不能反映出文学和文化史的综合性、复杂性以及不同文体之间存在的统一关系和互动关系。在我负责撰写的这一章里，很碰巧的是差不多每一个百年在我看来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文化或者文学的变化转型，用世纪分节可以最好地反映这些变化转型，也可以给现代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时间参照。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觉得最好的体例就是不拘一个固定的体例，而是按照历史顺序讲述一个有其内在逻辑性的“故事”。 东方早报：东晋至初唐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 田晓菲：这段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上，怎么说呢，没有这段时期，就没有我们所知的唐、宋，无论元、明、清，而且，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当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决定以后的发展，但有的历史阶段对后世——而且对“前世”——产生的文化影响就是比其他一些历史阶段更大。如果你想一想，古典诗歌在声律上的发展、在写作方式和观看世界的方式上的变化，骈体的完善，山水诗、山水画以及有关山水的理论，佛教，受到佛教刺激从而更为多姿多彩的道教，文学史意识和文学史叙事的出现，还有文学文化上的各种发展，如作家编辑和自编文集的种种体例、文学总集和选集的编辑生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拜这一时期之赐。不过，如果说学者们对这一阶段对后世的影响谈到的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一阶段对“前世”的影响——六朝文人学者对前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和文学史的书写，从直接影响到六朝以前文学的保存和我们今天对六朝以前文学的接受则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忽视。 东方早报：在这部分创作中，你试图把哪些陌生的文学人物通过《剑桥中国文学史》带到读者面前，或者说，哪些文学人物在你看来被忽略或低估了？ 田晓菲：其实除了陶渊明、谢灵运等少数几位诗人，绝大多数东晋到初唐之间的作家都被或多或少地忽略或低估了。比如说萧纲（编者注：梁简文帝，是“宫体诗”的代表）是一位特别出色而且对当时和身后诗歌写作影响甚大的诗人，但是对他的偏见由来已久，因为政治和道德判断占了文学判断的上风。但是南北朝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史都是胜利者写的，隋唐这两个征服者王朝都是北方王朝，他们对南朝文学采取的观点，我们需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史不是一份开列名人名家的光荣榜，而是描述和呈现文学现象的叙事和分析。我写这个章节的侧重点不是，或者不只是文学人物的介绍，而是对文学史现象作出新的思考，比如说5世纪初期的“文学复兴”，比如说对南朝宫廷诗歌的重新理解和评价，比如说北朝文学、南朝文学和初唐史家、文学史家价值观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说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初步定型，比如说文本的资料来源对理解唐前文学的重要性等。如果用新的视角来观看和分析文学史和文学文化的发展史，那么就连熟悉的文学人物也会呈现出新的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