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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和西南看似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实际上却呈现出某些共通之处。东南人类学因较早得到海外汉学、人类学者的关注，逐渐形成了对汉人宗教、宗族的持续关注；而东南的本土学者“南派”人类学却长期以来受到民族史的训练，对于民族的流动、演变问题充满兴趣。王铭铭正是居于南派人类学重视“游”（流动）的研究，而提出可供重视社区研究的“北派”人类学借鉴的“居”与“游”模式。在与之遥隔的西南，王铭铭同样发现了“居”与“游”的不同表达，这里的“居”表现为原住民在不同文明影响下却长时间地保存了其聚落形态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而这里的“游”则表现为“官民并举”的各种通道带来的超地方性的人与物的流动。东南与西南所共有的“居”与“游”模式并不偶然，因为历史上双方都同属“中间圈”，两地都不断受到分分合合的“华夏世界”的影响下，既受到大小不一的王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管制，又受到自上而下渗透的“文明”的影响，同时，在历史上两地都与中国文明之外更多的文明体系发生着接触和交流。正如西南有“南方丝绸之路”、东南有“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两地都归属于一个超地方的世界体系。前者与印度—东南亚—中国西南的地区性世界体系相联，后者则通过海洋与阿拉伯世界发生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形成一个“超民族关系体”。这一东一西两条“丝绸之路”共同呈现出“中间圈”的外向性、流动性和开放性，绝非封闭的边缘想象可以形容。 “藏彝走廊”常常被视为是被各种文明“挤压”之后的避世之所，而王铭铭却指出换个角度从“藏彝走廊”内部看，文明在其周边，走廊恰恰是被众多文明围绕的一个地带。从印度、东南亚、中国西南构成的世界体系角度看，这里更像是这个世界体系中文明各方的交汇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中，有帝国“文武”双重拓展的背景，但贸易却是其现实内涵，通道之上人与物超地方的流动与交往，在这个地区性世界体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其中摇钱树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分布尤为有趣，它表明由南往北的印度佛教传入对这类冥器的影响。王铭铭强调历史上的“藏彝走廊”正处在印度—东南亚—中国西南的连续统中，意在表明：“曾经过度注重‘边疆’、‘民族识别’、‘社会形态’的民族学研究，有必要基于沃尔夫对民族、社会、文化等社会科学概念的反思，对其所研究的‘内外、上下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内外、上下关系’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示”。把“藏彝走廊”看作不同文明－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这一论断有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史等提供了翔实的论证，诸如童恩正所提出的新石器时期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汉代胡汉紧张关系对南方民族关系的影响、六世纪吐蕃文明的东进、八世纪以后南诏—大理文明的北拓等。这些影响在今日当地人的神话和宇宙观中仍可得到反映，王铭铭通过分析傈僳族“颠倒文野”的传说，认为它表明了藏彝走廊具备的“文化的复合性格”——将自身区分于文明之外，却同时将文明纳入己身，而这点恰是藏彝走廊的“性格”。在这些众多文明的影响之下，藏彝走廊地带长期存在大小不一、命运短暂的地方政权，宋以后这些政权与帝国的间接统治相接触，在元明的土司制度和清“半土半流”制度下谋求“自治”的地位和空间。这种长期以来“一盘散沙”的状态缘何与其开放性、世界性的面貌并存？王铭铭认为，中间圈广泛存在的流动性，必定是解释“走廊”之所以为“走廊”的理由。 在王铭铭看来，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意境，昭示着一种基于关系主义民族学而重新构思人类学的可能，这个意境所富含的“中间性”，为我们体会、理解和认识横向连接与纵向差序之间的纽带提供了机会。他相信在这个地区对贸易、军事和礼仪展开深度的研究，寻找文明与政治文化展示与实践的“规则”，将会对人类学总体理论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和见解。 （本文原载《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9年5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