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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一周书记·  □ 李公明 在我居住的小区旁有一条窄窄的河涌，多年来它是我批评广州市政府治水工程的一个实地标本。近两年来，它的民俗学故事也引起我的注意：在各种记载在民间历书上的日子里，河边涌来了越来越多焚香祭拜的人；今年端午，以龙舟节之名在河边建起了一座极为精致的关帝庙，庙门两旁张贴着捐资者的大红榜，庙前的大香炉烛火缭绕。这可是在繁华的市中心，河涌只是一条穿行在高楼大厦中的小径，这似乎是传统民俗在当代生活中不屈地延伸的象征。所幸从未见到街道或城管干预焚香祭拜者。但是，这新建在闹市马路旁的关帝庙，要走过什么样的程序、有着什么样的人脉才能落成和维持呢？可能是因为这片区域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城乡结合处，原住民虽然现在已住进高楼，但是其乡邦文化的血脉一息尚存。但是如果没有公共管理者的宽容（恐怕更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血脉根本无法悄悄地流淌如斯。在广州旧城改造讨论中，我多次提出应该以合理补偿等政策留住原住民，并且发挥民间团体或宗族的价值伦理力量保护民俗人文的根脉。但是实践中的改造个案总是令人失望，原住民与民俗生活传统的流失无法改变。而河涌边上发生的故事则令我明白，最顽强的力量总是自发的；就像过去当知青的时候那句最熟悉的口号：要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指的就是农民顽强地在山洼里偷偷多种上几亩自留菜地。民俗与公共管理，这是当代城市生活中的民俗学问题，凸显着民俗与公共政治的交锋与融合。 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民俗传统与当代生活、民间文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以批判性的思维视角与现象学方法考察了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与日常生活视域中的民间文化与技术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状况与现状，在理论反思大框架之下，对多种层面的大量经验材料进行了极为敏锐、深刻和细致的分析，强烈地凸显出民俗学研究的转型问题：从民间文化与科技世界的隔离、对立观念转变为相互影响、制约的本质关系，从对日常生活的发现认识普通民众在生活世界中具有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促使民俗学研究与当代日常生活研究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用作者的话来说，由于“这是一项通向学术新领域的尝试”，因此书中引用了种类各异、内容丰赡的材料，虽然谦称“有时选用了未经雕琢的石料，忽视了某些重要的小道”（第22页），但是那些精彩纷呈的材料和相关分析实在引入入胜。例如，在偏远农村家庭中最受青睐而且常常是唯一的民间读本竟然是流入这里的商品目录和广告，“这种商品目录构成的世界，也部分地被当作童话世界来体验；另一方面，它显然又是人们自己能够理性地支付的世界”（第100页）。作者提醒我们，“在民俗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上出现的首先是已有知识的应用和价值评判问题”，“它们或许会遇到审慎而深思熟虑的青睐，或许会遇到冷漠的不屑一顾。”（23页） 关于鲍辛格的研究取向，这套“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主编吴秀杰强调其作为民俗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启蒙精神，认为正是这种对习俗的历史追溯不再以发现“沉淀的文化遗产”和“民族之精魂”为目标的启蒙使德国民俗学走出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即告别浪漫主义传统想象之下的‘民间生活’的田园牧歌，告别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民俗学所背负的意识形态重负，同时也告别在呵护抢救‘传统’时市民阶层身上体现出的庸俗的浮躁与浅薄的热情”（“总序”）。我认为这三种“告别”正是鲍辛格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关注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保育问题的读者来说，一项很重要的收获是对孤立、封闭的民俗文化传统的浪漫情结的祛魅。鲍辛格自言该书的研究“揭去了民间文化作为未受触动的传统的假象”，要表明的是所谓“单纯民众”的文化其实也早已受到技术世界的影响，“这样描述出来的民间文化不再具有褊狭的标记，而是表现为传统特色与现代机遇充满活力地相互碰撞的结果”（11页）。其实这里所讲的“现代机遇”除了技术世界的含义以外，还应该包括当代公共管理，前面所讲的河涌边上的故事正是这种碰撞的结果。鲍辛格还谈到他那个时代的都市民俗学所面临的问题：呼吁重视，但本身缺乏理论根基，而且在“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背后，常常是把乡村-都市的对立看作理想类型的对立”。他举出1930年代的一篇文章，在那里面还是强调”血缘和地缘对保存民间习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流入都市就变成一种流失”。而在他看来这是必须被超越的思想（29页）。 但是，该书毕竟是出版于1961年，这种理论性的而非历史学性质的著作在今天读来是否会有过时之感？对此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表示，“本书讨论的文化发展的原则性问题，并没有过时。书中的视角和论题仍有其意义，它的多次再版（最新的是2005年版）可以证实这一点。”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德国民俗学研究的趋向看，更可以说明鲍辛格这部著述在当时既有开拓性意义，而且至今没有过时。例如，根据吴秀杰在《地点·工作·身体：现代欧洲的民俗志—第三十四届德国民俗学会大会综述》（载《民俗研究》 2004年02期）介绍的情况，民俗学的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趋势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民俗学作为单一学科的模式，而关注多元的欧洲现代、关注共时性研究、提倡批判性的反思、敏锐地揭示日常生活事物中的真实意义等等，与鲍辛格该书的宗旨与核心内容正相吻合。就连“地点”、“工作”和“身体”这三大研讨主题也与该书中的自然’生活世界”、“地点的统一性”、“时间的扩展”等论题有内在的深刻联系，更不用说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的对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观点的批评、关于都市文化中的政治性策略等议题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开拓性的思考和仍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论。 而对中国民俗学界来说，我认为鲍辛格在该书所呼吁的民俗学研究转型仍然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关于这一点，从上个月中国民俗学会与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学术研讨会也可以反映出来：中国民俗学界关于学科方向、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争论延续至今，有学者仍然坚持学科合法性与定位的区分性不可分割，而媒体则以“中国民俗学走向何方？”为题表达了一种学科发展中的转型困惑（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8.30）。 其实，早在上世纪中期，各国民俗学研究的转型发展已经凸显。例如大约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俗学研究者就趋向于把“民俗”（Folklore）拓展为“俗民生活”（Folklife）的研究，即以“生活”为连结点，扩展出把传统与当代、行为与语言、物质与精神等要素容纳进来的开阔局面，在对传统的民俗进行研究的同时也研究当代民俗（参见J. H. 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第1页，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显然，从鲍辛格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到今天中国都市里发生的民俗学故事，都呼唤着中国民俗学的转型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