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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不以崇拜者的角度写傅斯年 南都：《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你在二十几年前写就的，能否给我们谈一谈写这本书的过程、点滴? 王汎森：这本书的英文版写于二十几年前，我记忆中当时并没有完整的傅斯年专书(英文或其它语言都没有，中文的则有论文集)。因为我是史语所出身的，所以写傅斯年时内心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在我初进史语所时，许多老前辈都还在，在他们心目中傅斯年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人物，挖掘任何他的真实的生活史材料，都有一点亵渎，我到现在还记得编辑出版《傅斯年文物数据选辑》(1995)时内心的忐忑紧张。 所以我不是以崇拜者的角度写傅斯年，我的态度毋宁是比较接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所说的，想了解“主体对事物的知识如何可能”，我的书是想了解傅斯年及他所代表的事物在近代中国“如何可能”的这一点上。 南都：现在回过头再看这本书，有没有觉得遗憾的地方? 王汎森：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设想的是西方学术界的读者，所以它免不了有许多限制。首先是语言。我认为当时在英文书中没能较细微讲述傅斯年在建立学术事业时的做事风格，没能细细状写傅斯年在谈及学术工作时常用的“措词”。譬如他常见的口头禅是“集众的”、“现代学术标准的”、“有组织的”，不是零散地推展学术“事业”。这些措词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学术的擘画者、奠基者与领导者所标示的品位与标准，而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代学风。 定位：“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人物 南都：传记与个体研究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哪里?你认为好的传记写法是怎样的? 王汎森：我曾经非常心仪包斯威尔《约翰生传》(内地译为《约翰逊传》)那样的传记，曾经想用这样的方式写一本梁启超传。因此我曾经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为基础，做了许多工作，今天看来恐怕没什么价值了。 这不是一本详记生活历史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之类的，主要是看整个时代的脉络与个人思想、行动之间循环往复的交互关系。一方面看这个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如何重大地改变那个时代的论述，同时也要从这个人物看到那个时代，从那个时代看到这个人物。 论文交出之后，余英时老师似乎照例要有一篇评估报告交给系里，但我始终未曾看到。余先生说他在报告中提到，这篇论文的主角最像英国大史家纳米尔(L e wisN am ier)。比较遗憾的是因为书的性质限制，我并不能将傅斯年为人的个性及处事的风格，尤其是他如何成功地做一个史语所所长这些部分写出来。那些是比较像《约翰生传》中的东西。 南都：你将傅斯年定位为“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含有“历史”与“政治”两个维度，你是怎样考虑的? 王汎森：我是以傅斯年作为一个时代表征，讲一代人的历程，譬如：在书中，我曾特别提到傅斯年到欧洲留学，从某一个角度看，是去开启许多大门，但也是去把他人生的几扇门关起来。我知道这话很重，并不一定恰当。学术化、纪律化是一种进步，其贡献毫无疑问，但是另外有一些角落是被封闭起来的。这与当时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力量有关。 赴欧洲留学之前，傅斯年天赋的强大感受力与想象力，得到最朴素、甚至有点天真的表达，从他在《新潮》时期的诗、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而这种天真烂漫的想象力，在回国之后有些部分被关闭起来了。 我觉得这不只是傅斯年一个人的情形，在许多人身上也表现出来，它使得五四时期的激进心态有一种转向，也使得后五四的“新学术的建立”有一个清楚而有力的表达。 南都：“新学术的建立”在当时的作用何在?在它的理念下，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具有哪些特点? 王汎森：“新学术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对于传统色彩还非常浓厚的民初社会而言，这个阶层既有一点熟悉又相当陌生。熟悉的是新的学术阶层与传统的“士”很相近，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陌生的是他们追求的学术，带有强烈的专业性、科学性，有些“无用之用”的学理，往往不一定是眼前或日常生活所熟悉、或所能立即应用的。他们的关心往往看来与眼前的关心有差距，这种种现象使得这个新崛起的阶层，在带有传统色彩的在社会看来有时是高度的钦仰，但许多时候还带着一些陌生、不解、羡妒交加，或严重疏离的感觉。这个新学术阶层的崛起是近代历史的一件大事，也因为它的崛起而形成了许多的两难。 我在书中展示了许多两难，有的并未明说，希望读者心知其意。这些两难使得他们这一代知识人有一种特有的张力。 譬如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在两种节奏间摆荡不定时，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那种无所不在的两难。日用与精深研究的两难、学术结论与政治需要的两难、耗时费日的专业工作与致用与否之两难，尤其是学术研究与民族主义之两难。最后这一点事例尤多。傅斯年深受德国史学影响，“民族”是他拿手的大题目，他有一束未刊稿，即题为“民族与古代中国”，他基本上主张民族的多元组成，宣称“中国民族是混合的”，并认为应以此为傲。可是在抗战时期，这与政府的主调相背。 我其实是想刻画一种内在的两难与紧张，不想将这一个时代的这种紧张、两难掩盖下去。这不只表现在傅斯年一人，也表现在许多人身上。我们过去总是把时代考虑得太平滑、太纯净了，忽略了这种内在紧张与疑难，以及这个两难之下的意义。 此外，傅斯年的经历，从早年的五四自由解放到后来的statism (我的英文书中第六章的标题用此字，但中文很难确译)，似乎与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后来的转向有可对比之处，也就是说他这一代人的经历，涵盖了日本两、三代人间的生命历程，因此从这一个案也可看出比较广泛的意涵。 辩证：“一团矛盾”带来的痛苦与益处 南都：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傅斯年为何最终又选择了学术道路，并且立志在中国建立新的学术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社会? 王汎森：学术的落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傅斯年从学生时代起便属于学问型的人物，而不只是口号型人士，所以他在《新潮》的发刊旨趣书一再强调，要知道西方的学术“美隆如彼”，而中国的学术“枯槁如此”，用一句现代人的话说：“学术的落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傅斯年的想法，它表达了戊戌以来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想望。 今年三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时，在餐宴上有一位学术先进突然说，如果不是五四那一辈人物，我们今天的自由、民主、学术都是不可能想象的。他所说的是常识，可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真切的感受。我们对五四及近代的新学术传统可以有许多批评、补充，但它的重大意义是不容轻忽的。 傅斯年最初对史语所的设想是半实体化的。当时把研究员的地位设想得很高，大概等于院士，必须是各学科中的全国代表人物。最初的构想是以中研院研究所作为帮助全国同行进展所学的基地，他在给高本汉等人的信中皆一再强调此点。而且傅是非常清楚地要以现代西方的学术建构作为范本来建所，譬如他常谈要仿照高尔顿实验室(G altonLaboratory)来建立体质人类学。 此外，他非常重视任何一件研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1938年讲到天文所从北平迁到南京的古仪器中有明成化年间仿郭守敬之两件仪器，他说：“乃世界科学史上之宝器，亦是中国科学史上之第一瑰宝也。”还有他常用的措词如“借西方学问之路径”，提倡几种学问(如提到G alton，如英国的院士制)，或强调“有组织的学问”，与没有组织的学问之间的差别等。而且重视比较的观点，希望人们能多得异国历史比较之益，譬如他主张把伊拉克的“驻札大臣”与汉王国的“相”相比较即是一例。 南都：你对傅斯年概括为“一团矛盾”，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一团矛盾”? 王汎森：如果我记忆无误，我在与林毓生先生的谈话中他常强调“痛苦”(agony)是学术或思想创发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每一个时代许多人内心中不免都有矛盾。但傅斯年他们这一代还有前后几代人，其内心世界基本上宛如两列对开的火车，冲突、矛盾的情形严重。 有许多人被矛盾折磨、压垮，但我总认为有许多事物是“啄啐同时”，有其利的同时也带着某些弊，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也有某些人在折磨之余得到一些好的、附带性的结果。对后者来说，我觉得有几点：一、“一团矛盾”的状态也可以转成一种“内在的张力”，而创造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内在张力。二、我一直服膺王国维的名言，中学西学进则俱进，这一代人的许多“矛盾”，其实是来自他的旧学与西学素养的紧张，而这种学问上的张力及互相支持的关系下，往往有很大的创发，傅斯年的许多论文正展现了这个特色。三、困思的样态之一是内在各种资源之间的矛盾，但又善用这些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之间也可能产生对话而激发一些原先所无的火花，借用乔布斯(SteveJobs)形容他一位朋友的话，他可以在自己脑海中开会。此外，矛盾的各个面，大部分时候是互相抵消的，但换一种心态、换一个角度，也可能变成是多元资源组织成的一个有机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 在这里我仅举一例，譬如傅斯年常叹他早年太受“国文”之累，说“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但后来又说从事整理国故工作时，“但不曾中国文先生毒的人，对于国故整理是有些隔膜的见解，不深入地考察，在教育尽变新式以后，整理国故的凭借更少。”这就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而这种矛盾在他看来是有益的。 “一团矛盾”而无出路当然非常折磨人。钱穆《师友杂忆》一开始写到许多早逝的朋友、同学，我常以为这些人恐怕就是不堪于“一团矛盾”而被压垮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