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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土中国”的论述涉及对中国传统及其文化根基的认知与评价。本文结合20世纪以来学界论争的主要观点加以阐发，提出如果不走出对于乡土中国在认识上的“文化困境”——即判定乡村世界是中国文明的根基和希望还是陷阱和泥潭，或简言之不摆脱认识农民世界“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样的二元对峙，政治解决和民生层面的相互协调就难以完满实现；而城乡之间日益猛烈的双向涌流或许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和价值的紊乱，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景也还会因缺乏本土根基及其自身大、小传统的重新整合而流于漂茫。 关键词：乡土中国；乡土传统；文化困境；乡土论争 作者简介：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子：乡民进城与市民涌乡 2001年，我到贵州六枝的梭嘎村寨调查。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以民族文化为内容的生态博物馆。我们与当时村里最有希望被培养为博物馆本土接班人的苗族姑娘交谈，满以为会听到对本地未来的美好憧憬。不料回答却是她们不想在村里呆了。 ……村里没意思。 那想去哪里呢？ 进城。 为什么呢？ 城里才有前途……[1] 乡村不如城、村民低一等。这便是当代中国日益普及的一种社会常识。这常识不仅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驱赶大量乡民拥挤进城，而且也促使了乡村结构的日趋瓦解和乡土传统的日渐消亡。 如今在中国农村，“乡民进城”的境况越来越常见，并且主要表现为年轻劳力的流失：在高原、在山地、在苗岭、在边疆……青年男女成批外出，抛下一个老弱病残的家乡。对此，已有学者不同意仅视之为“时代进步”，相反认为那是迫于无奈的外逃——因为在农村不再有出路。为什么呢？现代化以来，中国的农业状况不是一直在好转、社会条件也不断在改善么？难道有什么灭顶之灾使农民们“活不下去”以至于会甘愿纷纷逃离曾世代相守的土地、进到城里做没有保障的“次等民工”？不是。根本的原因在于价值颠覆：现代化无情地摧毁了以往全部的乡土传统，把后者“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连根夺走，同时还一步步地扩大着“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2]。 不过值得对照的是，在中国，与“乡民进城”相反的浪潮也正以日益高涨的趋势蔓延着，那就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源源不断以游客身份涌向乡村。是什么吸引他们呢？回答是：“乡土魅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纷纷涌入乡村的市民人群中，还包括不少身份特殊的专家学者。他们也在“乡土魅力”的吸引下，积极地出谋划策，力图将许多曾被斥为愚昧落后的传统事象，申报为可为国争光的“世界遗产”[1]。 一面是乡民进城，一面是市民涌乡，彼此相反，各自矛盾。该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在这种方向相反的流动后面，深藏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而若要梳理此“困境”的由来及内外原因，还得从百年来的乡土论争说起。 二、乡土中国：问题的提出 1913-1914年，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被派往中国，受聘担任民国政府特别顾问。回国后，他将自己的考察成果四处演讲，基本判断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文明建立在农耕生产的基础上。迄今为止，中国虽然历史悠久，经济水平却落后欧洲六百年，而且从文明比较的角度而论，中国的负面状况显而易见，比如：欧洲是工业的，中国是农业的；欧洲文明以矿物为基础，中国文明以植物为基础……差别是：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仅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而且它还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排斥外来影响的生活方式。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与过去两千年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的视野必然是狭窄的，他们的生活是艰辛的。由于人口太多，因此尽管他们在农业上很有效率，他们仍然要靠自然条件的恩赐才能继续生存……而且，他们除了不停地劳作之外，再也没有时间去干别的事情[3]。 这位教授的名字叫古德诺，聘他的人是袁世凯。在回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前，古德诺此行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是撰写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称帝的那场短暂“闹剧”，提供了来自西方的“理论支援”；而他的主要依据便是中国庞大落后的农业人口及其乡村式的经济条件“有利于专制制度”[2]。 暂不论古教授与洪宪帝结合的因果如何，在此我要讨论的问题是，晚清至民国，在不断与西方对照的情形下，中国形象的旁观和自识发生了怎样的剧变。 如今看来，类似于古德诺这样的很多事例告诉我们，20世纪中西碰撞的结果之一是，由于工业化西方的强大威猛，使中国原有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政治上自我中心的“天下-王朝”变为屈居一隅的“民族国家”，另一便是从文化上无比优越的“礼仪之邦”变成愚贫弱私的“乡土中国”。而仅认识上（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使）中国“乡土化”这一点，就足以成为导致其自身急速变样及至传统瓦解的根本动因。 晚清民初以来，把传统中国视为农业国家并以此作为认识基点的做法，在中国本土知识界也日渐普遍。钱穆所著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开篇即论述中国如何以唯一的“大型农国”屹立于世，绵延四五千年。为了突出农业中国的特征，钱氏也进行了比较，只不过在认识到其与西方近代工业文化之纵向落差的同时，指出了与其他游牧、商业类型等不同的横向优越[4]。有关钱穆观点的不同之处暂且不谈，留待下文展开。这里仅就当时在中外对比中凸现“乡土中国”特质的思路如何持续多年，再作几点梳理。 直至20世纪后半期，中外学界强调以“农业国家”看待中国及其文化传统者亦不乏其人，而且问题越谈越深，范围越论越广。如美籍学者萧公权于1960年出版的史学专著，就直接把中国称为“乡土中国”（Rural China）；而后以专家的口气告诉读者：中华帝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居乡村居民的绝对多数；因此，“如果不对乡村社会居民的生活态度、行为模式进行研究，那么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探讨也就无从谈起。”[3]。后来，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不但把萧氏此著誉为人类学者的必读书，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同样使用“乡土”一词来指称“中国”[4]。 可见，在自那时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潮脉络里，“乡土中国”一词就绝非作为随意的比喻存在。对于大部分现代化论者来说，“乡”和“土”的意思一样——比如“乡里的”、“土得很”——都揭示一种性质：“落后”。所以无论单纯指称还是特别强调，“乡土中国”的含义意味着“有待开化”。本来，此种与“城乡区分”与“雅俗之别”传统相关的认识，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里并不新鲜；可因与西方“发展观”和“进化论”结合，再与富强的“工业文明”对照，推导出“落后便要挨打”这种民族国家层面的生死要义，“乡土中国”所激起的，便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外及内对本邦国度的掀翻重建。由于目标对准“农业国家”，重点也就落实在与“乡土”关联的两个方面，即：开化乡村，改造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