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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儒家所提倡的忠孝合一、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成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成人标准和精神境界。冠礼中的宾者和乡贤们通过祝辞和训诫语词将儒家的一套做人规范和成人标准，或者说是个人道德、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内化到受礼的冠者心中，以实现对其身心意志的一种规训。 三、把做人的教诲镌刻进生命里的“字”说 古人有名有字。据《礼记·内则》记载，人出生三个月后要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行冠笄之礼成人时又另取字，从此同辈之间以字相称，在父辈和国君面前仍称名，所谓“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礼记·曲礼上》），并且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因为取字，正是为“敬其名也”（《礼记·冠义》）。 在《仪礼·士冠礼》中虽有命字仪节，但并没有专门关于字的来由和涵义等的介绍。到了晚唐时期，出现了字说的创作，用来解说取字的意义、字本身的涵义并加以劝勉之辞。唐代刘禹锡的《名子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文人字说：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谊，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则书绅铭器，孰若发言必称之乎？今余名尔：长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虡，字敬臣。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 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岂俟余勖哉？仁义道德，非训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职也。顾名旨所在，遂从而释之。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偕曰臣，知终也。 文中将作字说的原因、字的涵义以及对儿子的期待作了详细解说，告诉他们取“臣”字的原因乃因“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偕曰臣，知终也”，希望他们“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并且勉励他们“仁义道德，非训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由于古代的字伴随士人的终生，因而这种蕴含着父辈的叮咛、教诲和期望的意义符号如同纹身一样镌刻在成年者的身体上，甚至可以说超越了身体符号的意义，而内化为一种做人的理想追求和行为规范。 晚唐以后，此类字说文体逐渐兴盛起来，北宋时期黄庭坚、苏轼等均作有大量字说，南宋时理学家又借助字说文体复兴冠礼，使其得以在社会上盛行，至元明两代达到最盛，数量逾千篇，至清代末期走向衰落。实际上，除字说以外，还有一些文体，如字序、字叙、字辞、字训等，与其具有一定血缘关系，都是士人应邀为其友人的子女、自己的族中后辈或者自己的子女等在冠笄成年取字之时所作，这些字说写作内容或繁或简，形式或韵或散，蕴含着长辈的殷殷希望和切切叮咛，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成人观念和伦理价值观。如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作有《曾尚礼字说》： 翰林应奉曾巽初在京冠其子，有宾有赞，有三加，若醮若字，其仪一仿朱子所定。古礼久废之余，而独行人之所不能行，可谓笃志好学之君子已。属予有疾，弗及往观。冠毕，巽初以其子求见，且曰：“巽申之子如璋既冠，宾字之以尚礼。赐一言以绎其字之义，可乎？”予谓《诗》言“如圭如璋”者，喻粹美之徳如圭璋之玉也。考之《周官》，璋之用不一：尚其色，则有赤璋；尚其饰，则有大璋；又有中璋、边璋、牙璋之别。用之南方，礼阳神也；用之山川，礼阴示也；用之宾客，则以礼乎人也。不惟用之于文事，而亦用之于武事。起军旅，治兵守，莫不于璋乎是用。然则吉礼、嘉礼、宾礼、军礼皆用璋也。所尚乎璋之为礼者，贵其有粹美之徳也。徳可贵者，璋之体；礼可尚者，璋之用也。抑闻古者男子生而弄之璋，盖自其初生之时，而期之已不薄矣。及其既冠，责以成人，则必其徳之体无一可疵，而礼之用无一不宜也。夫欲备知所尚之礼，而无阙于既冠之所用，其亦勉修所如之徳，以无忝于初生之所期者哉！于是书此以授如璋，而为《尚礼字说》。 吴澄为元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以璋和礼之间的关系来解说尚礼之礼，提出“所尚乎璋之为礼者，贵其有粹美之徳也。徳可贵者，璋之体；礼可尚者，璋之用也”，以“知礼”作为成人的标准之一，勉励其养德修身，成为君子。 冠礼自宋代司马光和朱熹等大儒加以整饬和推行之后，在民间产生了一定影响，至明代时，国家恢复汉制以朱子《家礼》为模板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行，士庶阶层行成人礼者渐多，但整体仍呈衰势，如《明史》卷54《礼志八》“庶人冠礼”条说：“明洪武元年诏定冠礼，下及庶人，纤悉备具。然自品管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不过，尽管礼仪不行，字说文章却得以倡行，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部分冠礼仪式功能，把社会对于成人的标准和成人之道灌输到成年者心中。学者叶国良曾对“字说”与成人礼关系加以集中讨论，认为字说源于周代冠笄之礼中的“命字”仪节，在冠笄礼仪式衰微之时，部分取代了冠礼的部分功能，在民间社会继续发生作用。此说确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