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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书以“近代时间”在中国的兴起为研究对象，自觉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型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并努力解读了其中所内蕴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同时还深度揭示和剖析了清中叶之后时间观念的多层次转变及其内涵，表现出较为宽阔的历史视野、鲜明的创新意识和挑战难题的勇气。毫无疑问，该书的这些探讨，为近代中国时间问题的历史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在该书中，作者对“社会文化史”方法贯穿始终的自觉运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时间本身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文化史”现象，也为作者对此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在该书讨论历法的转换，钟表的流通、生产与影响，新式交通与社会时间，近代工厂与学校中的时间管理等等内容时，都得到集中体现，而本书第六章“都市时间”的特意设置，更使这种努力显得格外立体而突出。在本章里，作者通过对浑成的上海近代都市日常生活中有关时间场景的精心描摹，非常生动逼真地呈现出一幅感性与理性交融、主动与被动共振的现代城市快节奏，从而将那种时间体制、意识观念和城市物质构成的社会互动史，新颖而真切地再现出来。在揭示和阐释的过程中，作者不仅吸收了美国汉学家叶文心等研究上海的经验，也适当借鉴了吉登斯、西美尔等社会学家的现代性理论，从而深化了今人对近代中国时间问题的立体认知。 研究历史上的时间形态，整体关照制度、观念和社会互动的社会文化史方法。 确乎有其天然的优势，它特别有助于解决德国概念史家柯史莱克在《时间与历史》一文中所说的“怎样才能使历史的时间自身得以被历史地认知与描述”的问题。不过要想真正将这一方法落到实处，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对极度分散而多样的史料如何加以充分的搜集和有效的利用。通观全书，作者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值得称道的。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书所采用的材料相当丰富而多元，既有报刊杂志、文集日记，也有各种历书、广告、教科书、宣传手册和笔记小说等。尤其是对诗歌、小说等文学史料自觉、大量而有效的使用，构成本书一个突出的特色，很好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要求的那种善于运用文学史料的精神。如书中讨论到时刻分秒制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就使用了《红楼梦》、《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的资料，特别是小说中人物采用钟点计时，传播小时、分钟等概念的有关论述，给人以别致之感。书中还较多利用民国小说文献，来说明新式时间观念社会化，以及当时人有关时间体验和感受的细微变化等内容，效果也甚佳，应当说这些记述，多是别的类型史料所难以比拟的。 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民国时期现代文学的成熟，更使得小说和诗歌大放异彩。相比正统的史料记载，文学是更能直接地承载历史时期人们日常情感和情绪体验的书写形式。在现代文学书写中，因社会生活变迁而产生的丰富的现代性时间体验与感知，既构成了文学所要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现代新式时间观念社会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夸张地说，晚清民国文学中所呈现的各式时间体验，着实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兴起之史中极为独特的一个部分。这不仅决定了我们考察近代时间观念转变的时候，无法漠视文学史料，同时也解释了时间观念的现代性研究，往往为文学研究者所热衷的原因。然文学视野的时间研究，不免相对淡化历史的维度，常常难以餍足史学研究者的胃口。在本书中，作者对黄遵宪诗歌、丁玲、茅盾、张爱玲、穆时英、钱锺书等小说中有关时间资料的利用及其细腻读解，自然而熟练，在揭示近代中国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书的有关研究，并没有为通常所谓的社会文化史方法所限，而是同时也吸收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某些优长，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导论”中，作者明确表示要“尝试选取社会文化史为主、思想史为辅的研究视角”，在“余论”中又说明这种努力，是“既发扬社会文化史便于综合的长处，又能适当体现思想史深入辨析的特点”。从本书的实践来看，这一追求显然也有其成绩。 本书对时间观念及其变迁的考察辨析，渗透在全书的许多部分，重点集中在最后两章。其内容涵括了近代中国人对日常生活时间、历史时间、哲学时间等多层次的理性认知。应该说，将以上三种时间观念同时纳入分析范畴，不失为本书一次可贵的积极尝试。其中，日常生活层面的时间认知，最为人们所熟悉但也最容易被忽视，可谓习焉而不察，但却属于“一般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在本书中，作者细致梳理了发端于晚清而壮大于民国的关于“时间经济”的话语，揭示出人们对于时间价值的社会认知经历了一个从重质到重量的功利性演变过程。指出从维新派人士创立延年会，到民间社会发出“时间经济”的群体呼吁，再到国民政府倡导守时运动，人们对惜时守时的宣传，日益以增进“效率”为核心诉求，并与社会进步和国家存亡的忧切息息相关。换言之，时间的价值已不再单一集中地指向个体生命的自我成长，而是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化。而“惜时”说，也从千百年来的泛泛而论，转变为严肃的意义论证。 作者不仅注意揭示社会一般人的“时间价值”观念的演变，还涉及到以进化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间观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作者刻意避免了那种传统史学理论的探讨方式，而是在对进化论所引起的文化现象的分析中，注意捕捉且细腻地呈现出一种经常为文化史学者所谈及但又语焉不详的“现代感觉”，同时将其与新兴的生命意识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这种“现代感”自觉的史学揭示，此前似尚不多见，它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新兴时间观念的历史构成和演变，应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