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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汉学的时代特征，您觉得汉学有区域特征吗?有没有所谓美国汉学、法国汉学、德国汉学的区别? 柯马丁：汉学的区域性很有意思，我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宇文所安、孙康宜编)有十七位撰稿人，其中只有一位来自欧洲学院，贺麦晓(Michel Hockx)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撰写的是现代文学的部分。其他所有的撰稿人全部来自美国大学, 包括我这样在欧洲或者中国受教育的人，现在成了美国汉学的一部分。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情况那样，现在整个欧洲学院体制里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职非常之少。相比之下，普林斯顿大学里有三个正教授职位，哈佛大学里有四个，等等。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由老牌欧洲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几乎全是由在美国任教的学者写作。 还有正好相反的情况：我正在跟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系的毕鹗(Wolfgang Behr)和牛津大学的麦笛(Dirk Meyer)一起编辑一本出土文献工具书，书名翻成中文是《早期中国手写文献：文本、背景及方法论》(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exts, Contexts, Methods)，主要是介绍研究中国出土文献的理论和方法。除了华盛顿大学的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和密歇根大学的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以外，这本书的撰稿人基本上全是欧洲学者，包括来自法国、匈牙利、德国、瑞士、英国的学者，还有几位在美国任教的欧洲学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欧洲的学术里有相当强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德国尤其如此。所以编出土文献方面的书，如果找美国学者，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是不同的学术传统带来的结果。现在中国开出土文献的国际会议，一定要注意到目前的事实，其实应该多邀请欧洲学者，这样可以对早期文献研究的最新发展了解更深入。 您以前写文章提到过德国汉学界受到纳粹的迫害，很多杰出的汉学家在二战前后都迁徙去了美国，终生没有回到德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学统断裂。那么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早期汉学较发达的国家有没有延续这一研究传统? 柯马丁：意大利的汉学研究现在仍然很有成就，但是多用意大利语写成，翻译成英语的不多，所以中国、日本的同事恐怕没有特别接受。倒是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等以前就有很长的汉学研究历史，最近又开始成立了一批新的汉学中心。比如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汉学研究中心选址布拉格，就是为了承接并延续欧洲的汉学传统。而且，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每两年开一次大会，每次选择不同的地点，以前在卢布尔雅那、里加等等开过会，今年在巴黎，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各地的汉学发展。 就您的领域来说，海外汉学研究关心的问题跟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有哪些差别? 柯马丁：我是做早期中国研究的，当然很关心出土文献。这个领域很复杂，因为要求非常技术性的知识和技艺，比如释读青铜器铭文和战国楚系文字。出土文献研究当然需要专家之学，而且这样最好的专家大部分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个领域的大问题是，将非常专门的技术讨论放在极为传统的思想史框架里。外国汉学家没有文化身份的包袱，我们未必以中国思想史为出发点。文本、年代、作者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也是传统的框架以及我们研究的基础。要超越传统的框架，我们不仅仅必须了解它，而且还要在此之上继续提出另一套问题。比如，海德堡大学的纪安诺教授(Enno Giele) 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李孟涛教授(Matthias Richter)从德国语文学的传统对出土文献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肯定值得注意。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对早期文献最感兴趣的是文本的书写和结构、口头传播的影响、作者的概念如何、书的概念如何等问题。这是全世界所有早期文献研究都会遇到的问题，也对中国文化的身份基础、中华文明在早期是如何确立的问题非常有意义。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与中国的同事加强交流。美国东亚系的博士生都必须阅读中文文献以及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还需要掌握日语，再加上另一门欧洲语言，即法文或者德文。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了解世界的汉学成果。我觉得在中国学院里的中文系也应该开设一些介绍海外汉学发展历史和最新成果的课程，图书馆也应该配套跟进。其实，海外汉学的书籍及期刊并不算特别多，应该能订购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物，然后规定学生阅读本专业相关的文章，用考试或是写文章的方式来证明是否能够学习并运用。如果是博士候选人，应该在博士论文中体现本领域汉学研究的成果。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然有用，但长远来看还是很有限的，研究者应该能够直接阅读原始文献和相关研究。为了真正地了解目前西方的汉学，了解西方学者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成就，这就是必要的。 您认为中国文明研究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柯马丁：我前面提到美国大学东亚系里研究社会学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压力，但是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机遇。2006年纽约大学新建了“古代世界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 并且聘用了早期中国的专家学者。该所从2010年开始了以古代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M.I. Rostovtzeff)命名的年度系列演讲，当时我非常荣幸受邀成为第一年的演讲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文明已经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是十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以前在西方，古代文明研究基本上等同于地中海文明研究。现在研究古代哲学、考古、艺术史方面的学者也经常来找我们交流，听取我们的意见，也让我们感觉到，未来的方向必须要与其他古代文明领域开始真正的比较研究与合作。在这样的比较研究和合作上，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不可能忽视研究其他古文明的同事的基本看法。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和古典系的一位同事打算一起开一门早期史学的课，让两个系的研究生用拉丁文和中文文献共同学习。类似的形式在德国汉堡大学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心也有，那里通过研究全球不同的出土文献，包括中国文献，会发现共同的问题，也会发现不同文明对这些共同问题的不同回应。 要发扬中国文明，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形式，把它详细介绍给其他领域的研究，才能让中国文明对世界学术共同体有所贡献。我坚信汉学研究未来唯一可能的，是中国文明的精深研究与广泛比较研究的结合。在中国和海外，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应对整个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但目前我们的研究太专门，我们必须更多了解其他古文明，以更清楚地看待古代中国，这样才能突破传统学术的界限。当然，我们也期待告诉其他领域的同事：如果你们不理解中国，也无法理解古代世界。同时也要明白，反之亦然。 如果我们的视线聚焦在一种文明上，那么里面所有的现象都显得是“自然而然”、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自然”或者自明的——它们在不同文明里缺席或者存在，或者它们以相当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我们想要理解某种文明建构其意义和身份的不同方式，这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等方面的实践。通过这类研究，我们迅速意识到自己的文明实践并不总是“自然”或者自明的，而是从多种可能性之间做出的选择。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选择而非必然，我们就可以思考更多、更有趣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文明的国际性研究将永远不会听命于民族主义的规划。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古典文本的正确性，我们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就上古而言，这同样意味着：我们想要用新的方法来理解它们，这些方法将更少地依赖传世传统。我们尊重传世传统，但我们和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信任或者背叛，而应当是批评性的，甚至说怀疑性的探索关系。一方面，传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文本——归根结底，倘若没有过去两千年里的经典注疏，我们将会怎样?但同时，传统也阻碍了进一步的理解，因为它极大限制了我们能够质问的问题范围。不仅如此，传统也阻碍了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间的跨文化比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