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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近来，地方文化的觉醒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请谈一下地方的文化表达如何，学者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应该居于何种地位？ 田兆元：这是一个地方文化公共化的问题。即将地方文化资源公共化，让他人前来分享，地方借以得到发展。现在各地的民众和管理者大多明白，在当下的社会潮流中，地方文化如不表现出来，就会被抑制，从而影响到当地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把自己的文化推出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引发公众的关注。虽然各地文化展演的形式有待商榷，但他们发展地方文化的出发点值得认同。 苏独玉：上世纪50年代，北京和天津就有大规模的表演，无论国家还是各地区都用广播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传统。现在做法有一些转变，把展示的重点放在旅游产业上，吸引更多人来看。当然，最有意思的在于把地方的思想植入到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中。“花儿”是很典型的例子，过去除了甘肃、青海等地的老百姓，没有人知道“花儿”，只散落在地方志里。到1950年，“花儿”代表去莫斯科参加民歌会，才慢慢被知晓。到了1990年亚运会，一首《花儿与少年》使得“花儿”被众人知晓。宣传对地方是有益的，至少知道“花儿”的人，会改变对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的印象，知道那里也有“文化”，也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推动地方文化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学者的参与。没有学者的研究和加入，文化推广很难进行，包括艺术形式的流传都会被压制，所以要重视学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学者有相对完备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区别于随意去“采风”的非专业人士。他们不是带着猎奇的心态，短暂地去看，而是一种长期的观察，是经过训练后的研究过程。 田兆元：学者在传播地方文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方面。学者的采风和田野调查，为地方文化的保存作出很大贡献。像陕北民歌、新疆民歌，都是因为音乐家的参与才扩大了影响。所以，我觉得学者担负着文化建构者和文化研究者的双重使命，在研究中，不自觉地建构、推广地方文化。相当多数的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怀有很深的情感，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广这种文化。现在有的地方在文化建设上也比较看重学者的参与。 苏独玉：过去，文人或上层社会对“花儿”持贬低态度。50年代起，我们的学者能看到它好的一面，这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都有促进的作用。特别是早期的民俗学家功不可没，他们开始认识到民间文化的精华所在，在自我意识转变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了其他学者的观念。 田兆元：民俗是文化的精华，是生活的华彩乐章，民俗的持有者（民间艺人）是文化的精英。以前被认为俗的东西，现在成为大家争夺的宝贝，说明了民众对地方文化认识的改变。民间信仰以前被当成迷信，但现在妈祖信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地方文化竞争的热点成了对民间文学、民俗资源的争夺和竞争。由此产生了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推动过程中，为了迎合公共性，改变了自己原本的形态，特别是改变了地方性。这尤其令人惋惜。我们可以从世博的各馆展览或出售的纪念品上看到，能代表一个地区的产品，往往是被改造的民俗产品。 苏独玉：我在美国的各种展览会上有相似的感受。这可能是地方文化发展过程中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吧。“花儿”也面临这个问题，从学者的角度看，真实的就是最好的，改造后的表演，就丧失了本质美感。因为过度改变，“花儿”已不如八九十年代流行。 特约记者：美国学者安德森曾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二位对此有何看法？ 苏独玉：每个时代因为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每次回头看过去时，都会获得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历史”。它可能就是个神话。民俗同样如此，需要有一个集体的民俗观。这个观点既是民俗学家的，也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这当然就有想象的成份。 田兆元：我研究中国神话与历史很多年。在过去的政治传统里，都有用神话做合法性依据的，神话后来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思维和传统是长期认同的结果，有几百年几千年。你们怎么会认为传统是想象出来的呢？ 苏独玉：我绝不认为这些是假的，是想象出来的。我认为文化的想象性是从真实的历史中选取提炼出的，它不是全面的，但肯定具备真实性。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传统是真实的。 田兆元：我们不认为传统是不真实的。安德森的书写，可能造成了很多的误会。很多人据此找到传统虚假的一个依据，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中国的两个很高认同度的神话分别是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这是高度认同的历史实在和现实，在此基础上的共同体是真实的，构建这个共同体的文化也是真实的，不是想象的。 特约记者：谢谢两位的精彩对话。文化是表演，更是日常的实践。我们看重传统的表演，也重视当下的仪式。地方文化的强势表演，归根到底是地方的觉醒，是地方发展的产物。文化传统有想象的成分，但是它一定是真实传统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