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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钟敬文先生迎来了他生命之旅的第90个春天，同时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第70个丰收之年。钟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散文家，在古代诗词、文论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他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研究民间文化方面的贡献和成就是众所公认的。他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献出了毕生的精力。80年代末，他又提出民俗文化学的理论。作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民俗文化学和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关系是怎样的？民俗文化学的提出在中国文化史和钟敬文本人的学术思想上有什么意义？这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工作的学者都很关心的问题。为此，我在1992年1月16日下午拜访了钟先生，就民俗文化学的若干问题同他进行了交谈。 从《话说民间文化》谈起 马：最近又读了您的《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下称《民间文化》），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内容丰富，很有分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钟：说起这本书，我记起和季羡林先生在《群言》召开的那次会的见面。季先生对我说了一句鼓励的话：“看了您写的《民间文化》，很深刻。”我说：“谢谢你，这本小书我送了许多人，有些人可能没看，有些人看了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对它，我的确是费了些脑筋的。” 马：80年代末，您还写过一篇纪念“五四”70周年的文章《“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下称《民俗文化学的兴起》）。这些是不是可以看成是对您本人近70年的学术生涯，以及对由您倡导、并且以毕生精力建设的民间文化学说，所作的一种回顾、反省、概括、评价和小结。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您在这些文章里，首次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还说想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名称的问题，而是有更深的含义的。 钟：是这样。除了你所说的两个材料外，还有一个。去年我在北师大的培训班里讲了《“民俗文化学”发凡》，后来又在师大的博士、硕士班中讲过。我手头有一个大纲。我讲了八个问题，主要讲学科的名称、概念、性质、民俗文化的范围和特点，民俗文化学的体系结构，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法论等等。 马：为什么要提出“民俗文化学”呢？ 钟：80年代后期，我在写那些文章的时候，这种意见就在脑子里了。我们所说的中、下层文化，也就是民俗文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物质文化，②社会组织，③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④语言现象。就拿语言来说吧，语言本身是一种民俗现象，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关系；它又是一种符号，一个载体，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是，民间文艺学不包括它。民俗学也太窄了，容纳不了。所以，我想给研究民俗文化的学科起个恰当的名字，就叫它“民俗文化学”吧！几年前，我和丁乃通教授（美籍华裔民俗学家）说起这个意思，他也很赞同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 学科意识：“民俗文化学”的提出 马：民间文化学和民俗文化学，含义是一样吗？ 钟：基本上一样。民俗文化学更清楚一些。在我的观念里，民俗已经扩展到了包括整个民间文化的范围。也就是说，把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民俗文化学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俗现象，是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的一门科学。民俗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就大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意识。如果说这种提法比以前有所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马：在我国学术界，您首先使用“民间文化”这个术语，是在1936年到1937年间，主要见于您在杭州写的论文、演讲，您为《民众教育月刊》编的专号，您主持的民间图画展览会、以及您主编的《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是否还有更早的材料？ 钟：主要是在1936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杭州以后。“五四”前后，我们受到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民俗学这个术语是从英国来的，它重视古老的信仰。我在中山大学参加民俗学会工作，编辑《民间文艺》和《民俗》时，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搜集和研究这种古老信仰的歌谣、神话故事和传说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到了杭州，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看了一些德国、法国社会学著作，感到英国的民俗学太狭窄了，开始对民间文化现象有所注意，尝试着从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一些神话和传说，分析某些民俗事象。 马：这期间，您写的一些论文，如《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1933）、《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1929—1930），从题目都可以看出您对文化史的注意。就我看到的材料，您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 钟：当时，我对民间文化的认识，在学科意识上是朦胧的，我只是觉得英国的民俗学太窄，不适合我们，要寻求一种适应我国的传统文化、适应我国的中、下层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这种强烈的愿望，促成了我的日本之行。在日本，我读了大量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原始文化史的书。回杭州以后，我的思想比较清楚了，才有意识地明确提出“民间文化”这个术语，在我写的文章、编的期刊专号、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反复申述我的这个看法。我当时编的《民间艺术专号》、《民间风俗文化专号》、《民间图画展览会特刊》以及《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已出版两种），在民间文化学术史上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除了我本人保存的一份外，现在可能已经不多见了。 马：1937年以后，对民间文化的关注是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低谷阶段呢？ 钟：是的。抗战开始，这一方面的学艺中断了。解放以后，民俗学遭到了厄运。1976年以后，为振兴这门学科，我和我的同行都作了许多努力。直到80年代后期，讨在论民族文化的热潮中。3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化研究课题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写的有关“民间文化”的系列文章记下了我当时的思想。我写《民俗文化学的兴起》这篇文章，就是想用民俗文化学的眼光去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段历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