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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为民间文化作学术的支撑。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真正繁荣的源泉。任何文化都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精英文化是经典的，而民间文化是需要专家帮助和支持的。如果没有专家支撑，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自己并不了解该文化的重要性，需要专家来解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00多项，据我了解，起码2/3的文化遗产背后是没有专家支撑的。 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文化良知就要成为强音，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我经常会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化意志？”现在的“非遗”保护经常会和“政绩”结合，转化成GDP，这就失去了其推进文明及繁荣自身的重要使命。 最后一点是呼唤文化自觉。如何避免“文化自觉”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我曾经呼吁：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和精神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即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保护不仅是专家的保护，而是要去促进全民的保护。  3 “非遗后时代”的保护才刚开始《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冯骥才：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和“不可进入市场的”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双赢。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推到市场就是保护和发展，甚至出现不合规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内含。 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是刚刚开始。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趁文化源头还存在的时候绕开市场直接进入。理论研究阶段有两点要义：“生活创造，文化认识”和“民间创造，精英挑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化，但要从文化的高度认识，以精英的眼光挑选，才能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珍品。这样，将来民间文化一旦进入市场，我们还知道其最原始、原汁原味的样子。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变质了。以陕西皮影为例，进入了“非遗”名录，一些地方就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机器压制、批量生产，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文化遗产实际上也就变质了。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争先后。 4 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针的指导下，“非遗”保护该怎样坚持文化自觉呢？ 冯骥才：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但在现实中，问题最大的还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几场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不会在真正意义上使文化得到保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而我们——无论是政府、商界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政府、学界、商界，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存在于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化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基石，也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石，是一种文化生命。当前，我们必须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遵循民间文化的内在理路，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同时又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当前文化发展存在两大障碍，一是文化政绩化，另一个是文化产业化。文化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ＧＤＰ”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