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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钟俊昆教授《客家山歌文化研究》书稿，收益颇多，欣喜异常。要说明此书的价值和意义，必须追溯现代歌谣学研究的历史。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起始于歌谣研究，具体说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为标识的。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由周作人、常惠任主编。他们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研究在现今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1］这场开风气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歌谣学成为一门显学。当时，民间文学研究使用最娴熟和最成功的大概是“比较研究法”和“历史演进法”。而“比较研究法”主要运用于歌谣学的研究。“最初提倡将比较法应用于民歌谣谚研究的是胡适和常惠。”［2］1924年3月，胡适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首次提出了异文比较的歌谣研究法，并引入了“母题”这一术语： 研究歌谣，有一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随地加上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3］ 《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对我国现代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董作宾的《看见她》一文，就是在歌谣领域中实践这种方法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也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成功范例，并从文化发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给后来人以直观的参照。 1924年10月，董作宾先生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一文，则是开了歌谣比较研究的实践先例。钟敬文先生认为，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年多来，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它与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先后辉映，“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的‘双壁’。” 中国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和水平极高的学者，成绩卓著。其中歌谣学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这方面主要论著有胡怀深的《中国民歌研究》，钟敬文的《歌谣论集》，谢刚主的《民间歌谣的研究》等；第二次高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以《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集刊》等为阵地，展开对民间文学的各部门的研究。歌谣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诸如四句头、五句体、十字调、信天游、吴歌、爬山歌、花儿等都有大批的研究成果面世，呈现欣欣向荣的景况。 然而，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歌谣学的研究陡然沉寂了下来，相关研究成果一年少于一年。此后的民间文学界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西学为用”的普遍现象，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我国学者所利用，而且左右着我国学界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在民间文学方面，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神话学派（包括语言学派）、功能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原型批评学派、流传学派、结构学派、符号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的理论主要产自于对神话、史诗、故事、民间戏曲等的研究实践，相应的，我国的后学们也主要在这些领域运用上述理论和方法。于是乎，神话、史诗、故事、民间戏曲成为关注的热点，而歌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冷落，因为缺少必要的西方学术话语及理论的支撑。 我们知道，民歌的文学成份——歌词，与它的音乐成份——曲调和旋律密不可分，有的还结合着舞蹈动作，歌舞表情。曲调和旋律是当地口头传统最为显明的体现，也是最为局外人难于感悟和接受的部分。“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为求得文学自身的发展而把触角伸入到民间文学，颠覆以往被颠覆了的文学观念，之所以选择了“歌谣”，原因大概就在于歌谣的广泛流传和无以伦比的传统的地方特色。对于局外人的学者而言，以民歌为研究对象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方言和口头文化传统，只有在“声音”和动作的层面才能真正把握民歌的演唱规律和生活及艺术魅力。因此，歌谣研究的萧条，更多的是出于学者们的无奈。 在此种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客家山歌文化研究》的出版，对延续和发扬现代歌谣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本世纪民歌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钟俊昆教授是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客家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客家文化的研究，熟悉客家口头文化传统，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课题《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纲》等项目，这些优越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使他完全有能力也应该从事客家山歌文化的研究。这部《客家山歌文化研究》专著本身即证明了这一点。 “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流行于客家地区的这则谚语正铭记着客家人筚路蓝缕、奋斗生存的血泪与光荣交织而成的历史。客家人勤俭砺志、开拓进取、序伦理、嘉懿德、自律以自强、重节而识礼义的精神风貌，正是由其在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不断迁徙流溢而铸造的；经历悠久历史文化的薰陶，逐渐融传统意识于异域优势潜质的宏博视野之中，并孕育出具有独特生命色调的文化质素。而随着客家语言的定型、民系特征趋于成熟、文化观念的承传与演示，客家山歌早已成为客家的文化标识，成为客家人相互认同的文化边界，是客家历史和传统最具象征意义与表象功能的载体。 客家山歌是极具民系特色的文艺形式和生活样式。客家地区广泛流传的山歌，具有独特的、鲜明的通俗性和流传性，是直接反映客家社会生活、客家人情感与遭遇的吟唱。客家山歌的表现形式淳朴、自然、真实，乡土气息格外浓厚，结构短小，韵味和谐，琅琅上口，易歌易记，流传广泛，因此群众基础十分扎实，可谓“处处有山歌，人人唱山歌”。 客家山歌需要有人作专门的研究，本人和客家人一道，一直在呼唤这方面优秀的调查和研究成果的诞生。我国的民歌种类中，信天游、吴歌、爬山歌、花儿等在学术界的影响比较大，这主要得益于调查和研究比较深入。《客家山歌文化研究》的面世，可以提升客家山歌应有的学术和文化品位，对扩大客家山歌的社会和学术影响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周作人．《歌谣周刊》发刊词［M］／／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73． ［2］［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3］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作于1922年12月3日，刊于《努力》周刊第31期， 1922年12月4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 （本文原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