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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荷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职业或功能，正如中国古汉语中的“瞽史”、“巫觋”之类，并不是指向特定的个人，而是指向一类人。因此，纳吉认为，“荷马”指涉的正是一种传统，一种历史悠久、流布广阔的口头史诗传统，任何把荷马当作一个人，或者把荷马史诗当作一个特定时代作品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许多记载都提到，正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时期，将吟诵荷马史诗增列为泛雅典娜赛会的比赛项目，使荷马史诗成为当时唯一被官方指定在赛会上吟诵的史诗作品，从而使荷马史诗脱离了英雄诗系的行列，并逐渐被经典化。 雅典僭主制时期，对诗歌的占有是僭主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一个主要标志。庇西特拉图家族不仅占有了荷马史诗的演述及手抄本，而且控制了史诗内容的变异方向，他们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了英雄时代普洛斯国王奈斯托耳的儿子庇西特拉图(如《奥德赛》第3卷的描述)。某种程度上，史诗的演唱是与歌颂、缅怀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庇西特拉图家族借助于史诗的吟诵，变相地塑造了自己的高贵血统，试图为其统治地位奠立一种合法性。 即使有了手抄本、有了整体的史诗之后，荷马史诗依然没有固定的文本。纳吉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个案，著名的官方神谕诗篇整理者奥诺马克利托斯，就在把自己的诗行插入神谕诗主干部分的当口，被人当场发现。而一旦庇西特拉图家族被推翻，有关史诗的演述和归属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动。  荷马史诗逐渐被整编成形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伟大的古希腊文献校勘家阿里斯塔科斯主持完成了荷马文本的编订工作，荷马史诗这才开始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 所以说，荷马史诗是一部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形的作品，而不能视为某一位伟大诗人的个人作品，可是，在我们通俗地介绍它的由来时，我们只能找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专有名词——荷马，用以指代荷马史诗的那些无法具体指认的众多创作者，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才能在既定的文学研究范式中对荷马史诗加以讨论。 口头诗学的兴起，首先颠覆了口传史诗“一次成形”的观念，进而为我们理解这一长达千年的成形过程提供了可能。纳吉的研究告诉我们，早期的史诗是一些地方性的、支离破碎的故事片断，这些故事片断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被整编到一个更加庞大的统一体之中，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直至被一些职业的文献学家编定为一个固定的文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史诗的作者，也可以说史诗根本没有可指认的“作者”，至于荷马，那只是我们用来指代这一口头传统的一个符号。 同样的道理，借用口头诗学理论反观刘三姐传说，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样一些事实：所有托名刘三姐发明的山歌，都是长期流传在两广一带的传统山歌;刘三姐本人，也只是中国南方山歌传统的一个指代符号、一个被射上了各种山歌传说的大箭垛;即使真的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刘三姐的善歌女子，也绝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模样，绝没有传说中的那些事。  《荷马诸问题》/格雷戈里·纳吉著，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供图/小艾 ↓PDF版下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