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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文知识分子参与更多领域 南方日报：说到把文化的事情交给文化人来做，之前你也提到过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你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如何发挥他们的能量？ 冯骥才：人文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的建设中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冲破文化大革命时的思想禁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社会的巨大转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当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弱下来了。我觉得更多的领域应该让人文知识分子来参与。如果他们的声音够强，可能就不会出现“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人文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的真正繁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依靠我们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南方日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专家研讨会、专家论证会。 冯骥才：有些地方有时候请专家论证，实际就是走专家的过场，不是真正听专家的意见。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后面并没有专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过去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学术的对象。现在进入了学术领域，把它作为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文化学的、历史学的、美术学的等等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没有专门的专家。一旦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在很多地方因为产业化，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就往市场推，认为推了就是保护，推了就是发展。 要保留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南方日报：前段时间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什么重要意义？ 冯骥才：《非遗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更加充分和鲜明。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也将有助于提高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非遗法》我们知识界呼吁了很多年，有点姗姗来迟，但是有比没有好。 文化遗产的终极保护是全民保护，只有人民觉醒了，开始热爱自己的文化了，那些最原始、最自然、最具有原生状态的文化基因，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起来，传承下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主要依赖口传心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分钟都在消失，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已基本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文化保护体系。接下来，专家学者必须思考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不是文化舞台下的观众，只是看热闹；我们要像医生一样，永远盯着文化的病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责任。 南方日报：目前让你担忧的“病灶”主要有哪些？ 冯骥才：传统的手工文明变成了现代的、工业的机器文明。文明一改变，文化的本质又发生了变化。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华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如果文化的内涵没有了，实际文化的地域性没了，成了一个商品的、包装性的东西，这将是文化的最大损失。 文化的责任是使人们精神幸福 南方日报：这次“两会”，大家都很关注“幸福感”的话题，对于你来说，你从哪些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冯骥才：人的幸福是立体的、多方面的，有物质的幸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生活比较困难，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我们享受了越来越多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神，我们国家现在富起来了，而且是迅速地富起来了，我们有信心越来越富，但是富到哪儿去是一个大问题。 文化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使人们精神幸福。所谓文化最终还是享受社会文明，文明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心灵的东西。还要享受非常好的艺术作品，有创新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陈祥蕉 实习生 张爱存 摄影 卢慧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