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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者对于“主轴”和“路标”，其实也曾有过大体清醒的认识。举两个例子，一是柳诒徵，我很赞成1932年他在《中国文化史》中关于文化史主轴的概括，他在《绪论》中说，中国的文化史可分为三个大时段，一是“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这是远古到两汉时期文化史的主轴，二是“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这是东汉到明末时期文化史的主轴，三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的明末迄今文化史的主轴(参看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的《绪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重印本，1988;1页。虽然此书最早并不叫文化史，只是叫通史，但是却是文化史意识最清晰的，他说，他的书要回答的是，“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同上，2页。他也看到了通史的弊病，注意到文化史的特征，“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同上，7页。)。这虽然与逐渐凝聚与形塑的法国文化史不同，却正好说明中国文化史先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核心，然后由核心逐渐弥散融合的特征。也许这正好可以一方面寻求中国文明的普遍进程，一方面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特殊历史。二是钱穆，1941年以后陆续发表的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虽然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文化史”而只是一个“导论”，但是他在第一章叙述了中国的地理背景之后，即在第二章讨论“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他特别强调，与西方文化史比较，从政治形态看，中国很早就已经凝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他说，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和国家独创的，“民族”和“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然后，在讨论了这个早已形成的文化国家的观念、生活、学术、文字、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之后，一再讨论“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合”，以及“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寂与再深入”，最后才是“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按照他的描述，中国文化的历史，不像法国那样，逐渐凸显并划出边界，而是如同河流，是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水系，形成种族与文化的融合，“民族界限或国家疆域，妨碍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而新元素的进入“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参看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94;21页，148-149页。)。 这当然是一个笼统观念或者宏大设想，重要的是，它如何落实到文化史写作中，把各种文化现象整合进历史叙述，使这个历史显示出它的主轴，并呈现出这个文化的整体趋向。也许，我们的文化史被历史上过于丰富的文化所缠绕，很难分身清理出一个文化史的主轴，总是担心丢东拉西，生怕忽略了自家宝藏，以至于左右支绌，忙于叙述那些类别各异的“文化”。可是，如果我们清晰地设立文化史的路标，清理文化史的主轴，有一些并不构成重大意义的文化内容(虽然很精彩、很值得自豪)，是否可以不必进入文化史呢?另一些真正形成中国人“共同的参照、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举止”的文化现象，是否过去并不注意而现在却可以进入视野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如秦汉一统，中古异域族群与异域宗教的融汇，宋代的“一道德，同风俗”即同一性文明的推进，这些当然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史事件，但在此之外，是否有一些事关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文化举措，由于没有“主轴”和“路标”，而被我们忽视了呢?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比如宋代真宗一朝追求正统性与神圣性的举措，南北文化重心的逆转，徽宗朝回向三代的文化复古，而明代初期以改易风俗、严格制度为名，既回归乡村传统秩序，又同时“去蒙古化”的努力，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都有相当深的影响，为什么文化史就把它们轻易地放过了呢? 六 还需要提到的是这部文化史著作的叙事。虽然自古以来中国史家一直崇尚“无韵之离骚”那样的史学著作，也欣赏“寓褒贬于叙事”那样的历史笔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著作，文字变得越来越没有味道。当传纪被写成刻板悼词，有如官员履历表，它的记事就变成断烂朝报，全无活泼泼的气象。可是，面前的这部《法国文化史》在议论与叙事上却相当有趣，我想，如果政治史因为它是一个庄严的或严酷的过程，无法让人轻松起来的话，那么文化史为什么不可以展示社会场景和生活画卷，使它变得栩栩如生?比如，在这本书中栩栩如生地描写的时尚风气，就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可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中，很少看到文化时尚的描述，无论是“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汉代长安风尚，还是“胡姬貌如花，当罏笑春风”的唐代长安风尚，其实都是可以透视社会文化的好资料。时尚本是一种风潮，最能表现文化的趋向，当然文化趋向并不像时尚风潮那样没有定向，由于精英的追随、引导和鼓吹，它会呈现一种阶层的文化追求，随着仰慕、追风、模仿，建设出一个社会的文化认同，甚至形塑出整个民族的感情和国家的面貌。 在这部《法国文化史》的最后有一段充满文学意味的话。作者引用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最后著作《法兰西的特性》中的话说，一个“国家”就像一条船，在漫无边际几乎静止不动的水面上航行，那水面便是“悠久的历史”(Ⅳ，383页)。不过，我想说，这水面虽然看似波澜不惊，没有政治史、军事史那样大开大合的场面，但是它的下面却是水草、鱼虾、暗礁、潜流，甚至有漩涡，一样变化万端。更重要的是，这个看似平静的文化史河流，托起的却是“国家”这条大船，这个比喻，不知为什么，总是让人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话。 2012年2月21日 草于复旦光华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