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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厚葬风俗利弊之再分析 在丧葬仪式问题上，统治者同儒生群体因为共同的基本目标——宣扬忠孝思想，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可以说到了汉代，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已经基本定型，并且具有超越阶级、思想的普世性意义。但因为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铺垫，汉人对死后世界更加关注，以及丧葬仪式的社会开放性等诸多因素，掀起了一股社会性的厚葬风气以及对丧葬仪式过度关注的热潮，使得汉代的丧葬仪式在入葬以及葬后的环节，明显有了自己的特色。 对于这种现象，蒲慕州先生认为： 儒家鼓励人们对葬礼采取比较重视的态度，着眼点在于葬礼的社会意义。但是葬礼背后那种深刻的体认并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反而是仪节本身产生了鼓励厚葬的效果，而丧失了儒家丧祭之礼的原义。[7]264 儒生群体自身也参与到了这股厚葬风气以及对丧葬仪式过度关注的热潮中，虽然也有部分明达之士出言反对厚葬风俗[4]81～86，但终究无法同主流社会风气相抗衡。相较于先秦儒家所重视的丧礼中哀情与敬意的表达，汉代人不论是丧葬奢侈背后夸耀财富、孝行、求仙永生的心态，还是对坚持三年丧所带来的良好名声与实际官场福利的期望，都已经远远背离儒家的初衷。 如此，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否定丧葬仪式在汉代社会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礼记·坊记》： 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1]675 《坊记》全篇抛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既然已经用了各种礼教坊民，民犹有不至者，那礼教去防止人们失德的意义何在呢?在对汉代丧葬仪式的观察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到了东汉末，出现了这样的事例： 子胤字季登，笃行孝悌，亦隐居不仕。(后汉书注：《谢承书》曰“胤少遭父母丧，致哀毁瘁，欧血发病。服阙，隐居林薮，躬耕稼穑，倦则诵经，贫窭困乏，执志弥固，不受惠于人”也。)太守华歆礼请相见，固病不诣。汉末寇贼从横，皆敬胤礼行，转相约敕，不犯其闾。建安中卒。[12]1748 徐胤笃行孝悌，年少为父母尽心守丧，是以显名，他的礼行不仅得到太守的敬重，连寇贼亦相约不犯其闾。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从丧葬仪式中所产生的评价体系广泛深入民心，连流寇这种社会群体也敬重居丧尽礼的人。虽然大约同一时期的赵咨遗书批评当时社会盲目厚葬之风，认为“并棺合椁，以为孝恺，丰赀重禭，以昭恻隐”[12]1315并非是真心的孝行。但是这种已然深入人心的舆论评价体系并非尽是负面意义。如果不想隐居做逸民，那么生活在这种舆论评价体系之中的社会人，自然会受到它的制约，并会因为礼行不达而产生羞耻心。相较于西汉时期大量出现的因居丧无行而被弹劾废黜的事件，东汉则鲜有其事。晋代丧服制度进入法律规范系统，也自然跟汉代社会丧葬仪式大有关联。 虽然汉代社会对丧葬仪式的热衷有些超出了儒生原本的预期，产生了仪式流于表面化以及厚葬奢靡等负面的结果。但是透过丧葬仪式想要传达的礼教目的，却是很好地实现了。虽然社会上不可能完全杜绝不忠不孝行为的发生，但是通过丧葬仪式的教化以及其所建立的相关社会舆论评价体系，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制约。这便是礼教坊民的意义所在：重要的是愿意去实践的行动，以及将经典中的道德伦理融入社会，使民众乐于接受的结果。《礼记·仲尼燕居》：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 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1]668 在孔子看来，礼乐真正的意义不是在礼仪细节和乐曲篇章本身，而是在社会大众普遍意义上的践行以及心理上的乐意接受与认可。汉代丧葬仪式在多种因素的促成下，可以说是冠、婚、丧、祭四种礼仪中践行最好的一种，社会的接受与认可程度也远超其他诸礼。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汉代丧葬仪式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