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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清末改革派倡言“中体西用”，较之昔时的文化自闭是一大突破，其实效则是机器工业、近代文教、近代官制、军制的引入，中国获得宝贵的文化新质，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和观念领域深层变革的滞后，“中体西用说”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体用两橛”境地，谭嗣同(1865-1898)将其批评为“不审”，并力陈“道之不离乎器”，“器既变，道安得不变?”(《谭嗣同全集》，第197页)兼通中西的严复(1854-1921)则评述：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 认为中学与西学各有体用，中体与西用的勉强拼接，实为牛体马用，无法成功。严复考析洋务运动实践，批评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无以救中国。 为克服近代中国“体—用对立”困境，严复设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范式，试图融通体用，但该说依凭西学的体与用，并未找到中西文化的涵化路径。以后，有学人提出“西体中用”说(李泽厚)，却仍然没有克服体用割裂之弊;又有学人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说(傅伟勋)，庶几接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实际状态，然而此说尚待深入的学理论证，更需要在践行性展开中得到检验。 三 中国是现代化的迟到者，“追赶”二字为百余年情状的写照。在追赶途中，山阴道上万千风光纷至沓来，目不暇给。鲁迅1919年在一篇随感录中说：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热风》) 面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性”，国人提出过应对之策，如孙中山力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又在资本十分薄弱之际便警告要“节制资本”，试图将现代化与防范现代化弊端两级课题“毕其功于一役”，一并加以解决，这是国人交出的一种深谋远虑却又具有民粹倾向的答案。 几重变革交叠的复杂局面，在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的当代尤显突出：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史性课题，竞相在现代中国共时性呈现，就今日中国面对课题的多重性、繁复性而言，既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综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罕见其匹—— (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 自洋务运动引入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程度大约在60%(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2008年第一次现代化程度约为90%(同上书，第17页)，故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还要继续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未竟之业。时至2007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7%，在全球131个国家中排名70位(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称半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020年前后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总之，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及今后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启蒙”的呼唤，便是此一转换间的文化诉求。 (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路，作为一种“集权-动员式体制”，曾取得工业化的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扬弃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仿效过的苏联计划经济及集权政治模式，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中国从物资短缺的卖方经济向物资充盈的买方经济转化，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得以加速，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走出“苏联模式”，经济-文化事业追索市场与计划合理配置之路，经济与社会、文化同发展，是三十多年改革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