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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文化在当代传播理论体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贾文山：传播作为一个新视角，对中国文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文化，则会增加新的维度，并发现新的问题，碰到许多新的机缘。 比如说，目前在中国社会出现仇富心理等一些社会问题，作为政府和教育机构，是否可以从传播学角度来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增加不同阶层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和相互存在的对彼此的偏见?对外也一样，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发展当然也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比如说调解文化。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冲突管理研究会会长还带队专门来中国和日本取经，了解东方调解文化。如今，在美国尤其是东西部，出现了一些调解机构，有一些律师也扮演一种调解员的角色，可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贡献。中国文化强调和谐、沟通为最理想境界，这与西方将自由视为理想境界有很大不同。 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形象派+实力派 记者：您是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的? 贾文山：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形象构建模式，另一种是实力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如何传播中国真实形象的问题。过去20年来，形象构建学派出版了大批学术文献，专门谈形象建构问题，为政府出谋划策。构建学派的形成有两大原因：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非常重视“面子”;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改善被妖魔化的形象。但后来有学者发现，形象构建的效果不是很显著，所以又引入了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概念。中国领导人2009年提出的“四力”，即“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就是软实力学派的成果之一，标志着中国实力学派的正式形成。实力学派更强调以自我利益、自我价值、自我安全为中心，来影响、说服、改变他者，从而走向强大。形象学派是一种印象派，它建立在集体主义和人伦关系上，努力构建别人乐见的形象，让他人欣赏自己，从而达到和谐，即孔子理想的人伦关系的境界。 过去20年，形象学派占主导地位，但如今实力学派也日益受到重视。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等是形象学派的具体案例，而孔子学院的建立则是实力学派努力的结果。实力学派立足于积极、主动的自我推介。但是实力学派存在一定风险，因为实力学派更接近美国的风格，容易走向硬碰硬。所以我们要充分理解实力学派和形象学派的辩证关系，将两者巧妙结合。 美国现在似乎在借鉴中国的形象学派，比如奥巴马一上台就强调巧实力，认为走到哪里都应该多听、少说，以听为主，这和以前布什的单边主义很不一样。他还指出要尊重穆斯林文化等其他文化，强调公共外交。这一系列努力旨在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发展的强力推进器 记者：请问中国在推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哪些挑战? 贾文山：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来自外界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在此期间，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进行心理调适，另一方面西方大国也应该经过一个心理调适。此外，在推动跨文化传播学科建设中，还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思维僵化以及新学科审批制度机械化等问题。以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为例，去年我参加一个跨国公司论坛，看到一个数据，全球所有跨国公司的成功率是50%，而中国的跨国公司成功率则仅为30%，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伍于国际平均水平。其中跨文化视角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过去我国的国际教育以外语学习为主，并以测试为手段，缺少对文化与跨文化视角的全方位思考和培养。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外语教学界、新闻传播界和管理学界等以最快的速度融入跨文化的视角。 记者：跨文化传播学在当代中国有何实用价值? 贾文山：中国近代史也可以说是一部跨文化史。跨文化传播不仅包括中国与外界的交流与接触，而且包括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流动性更大，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杂居现象更普遍，民族融合和跨文化交流的挑战更为严峻。因此，更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用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去分析理解这些现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还有就是调解模式。我曾在陕西旬阳县做过田野调查，对过去几年的调解案例中所抽取的14个样本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旬阳的调解模式被看做在这个重大变革时代对传统中国价值体系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深入整合。该调解模式的特征为：法律上合法合理，以经济为动机，以和谐为导向，维权意识强。这一模式既要满足人民的需求，又要取得政府的信任;既是中国式发展的一个子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二元文化模式。这个结论让我很吃惊，在这样一个不是沿海、同时不是特别内地的县，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这都彰显了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实用价值。 总之，跨文化传播学对内有助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外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强力推进器。（本报记者 褚国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