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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阳、牟钟秀合编的新版《中国神话》，与旧版相比，不仅在内容上增补了大量新的各民族民间口头流行的神话故事，而且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做了章次的调整，使之更加有序，还新增了“爱情神话”、“冥府神话”、“巫术神话”、“风俗神话”数类神话，选材严格，涵盖面广，内容丰富，代表性强，正如著名神话学学者潜明兹在《序》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能代表中国神话的基本面貌”，为国人和世界提供一种可以雅俗共赏的中国神话优秀读物，它有力地消解了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是否有创世神话的怀疑。 神话学在西方是随着人类学而兴起发展的，它也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20世纪初神话研究兴起，百年来，一批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对中国神话进行多方位研究，形成中国神话学的独立学科。老一辈学者如梁启超、沈雁冰、鲁迅、顾颉刚、闻一多、徐旭生、丁山、陈梦家、钟敬文、袁珂等皆对神话学有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神话学出现新的繁荣，从文本收集整理，到历史考察、理论总结，有分量的著作不断问世。但有一个问题存在，即神话学学者主要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其他学科的学者介入不多，对神话学成果也不够关心，这就使得中国神话学作品未能在广阔的学术园地发挥作用，这是令人遗憾的。 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不单是早期的文学，它也是先民宗教的组成部分和哲学的胚胎，具有综合性，包罗万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思维、情感的发展，从混同的宗教和神话中逐渐分化出相对独立的文学、史学、哲学、道德、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马克思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又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在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发达以后，原始神话在近现代许多人眼里变得只具有文学审美价值，在认识世界方面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种种故事能够使人赏心悦目，而其论说本身的价值皆可一笑置之。文化学并不这样看，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早在科学方法发现以前，人的经验也并非表现为一团乱麻似的感觉，而是有头绪、有组织的。也就是说，人的概念从一开始便有某种明确的结构。但是，那些最初用来把握世界统一性的概念，跟我们现有的科学概念既不属于同一个类型，也不处于同一个层次，而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卡西尔：《人论》，第208页），又说：“诸如下列符号形式，理论的、实践的和审美的意识，语言的和道德的世界，群体的和国家的基本形式等，一开始都是和神话——宗教概念息息相关的。”（同上书，第44页）我在《中国宗教通史》中说过：“原始神话（即原生神话）乃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始宗教信仰的解释和演义，是原始宗教的‘经书’、‘哲学’和‘文学’。”（该书第58页）而原生神话后来有些纪录成文字，有些代代口头流传，形成两大系列。按照文化学的观点，在幻想的神话背后，隐藏着社会的历史的质素，寄载着先民对宇宙人生奥秘的深刻观察和天才猜测，它们在形式上是童趣盎然的，在内容上则积淀着关于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入思考。 新版《中国神话》属于口传神话。其十二辑神话中，“宇宙起源神话”、“天体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祖源神话”、“英雄神话”、“死亡与永生神话”、“冥府神话”、“巫术神话”最具有宗教与哲学的性质，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它们以神话的形式回答了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类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生与死如何转化？形与神什么关系？神与人如何关联？这些问题构成宗教与哲学的核心问题，宗教神话以想象的方式回答，哲学以理智的方式回答。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宗教在先，哲学在后，由简单到复杂，形态上变化多端，上述核心问题并没有变化，回答的水平提高了，而宗教和哲学的发源地和启示录却始终是神话。 从比较文化学视野看，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中国神话又不同于古希腊神话和希伯来神话，简单地说，宙斯神话没有接触宇宙起源问题，《圣经·创世纪》提出的是上帝创世说；中国神话提出的是盘古开辟说。这两者有明显差异：《创世纪》告诉人们，上帝用他的心灵、意志和语言创造了天地万物；盘古神话告诉人们，混沌宇宙是本来存在的，盘古用他的双手和劳动开辟出有天有地的宇宙，他是改造宇宙，并非创生宇宙。由此影响到后来的宗教：基督教的上帝既是宇宙的创生者，又是宇宙的主宰者，成为绝对唯一神；中国古代的天神只有主宰者一种身份，它是至上神，但没有绝对权威，还要靠众神辅佐。基督教的上帝还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中国神话把造人的功劳给了另一位女神——女娲氏，同时还存在着蛋生人、水生人、石生人、葫芦南瓜生人、猴子变人等说法，把人类起源说多样化、生活化了，由此也造就了中国人在终极关切上的多元化。宇宙初始是混沌一团，如同鸡蛋一般，而后经过盘古开辟才分出了天和地，天地间陆续生出万物和人类，这是盘古神话的一个基本看法。后来哲学家把形象化的探源神话提升为抽象理论形态，便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吕氏春秋》说的“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可见神话孕育着哲学，哲学提高了神话。 敬天法祖是中国人最大的宗教，最牢的信仰；而天又不过是祖的升华和放大，所以认祖归宗就成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中国神话》所收录的人类起源神话、祖源神话和部分英雄神话，表现了中国人强烈的寻根意识。女娲抟土造人，司岗里生人，葫芦出人种，属于女始祖崇拜，包括女性生殖崇拜，起源应当是比较早的。老子的哲学就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殖崇拜，他所用的“玄牝”、“谷神”皆是女性生殖器的语言符号，他提出的“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推广到观察整个宇宙万物的化生，“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体虚空（冲），是女性子宫的放大，“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包含着生成万物的原始基质。个体的人是从无到有，万物也是从无到有，故老子推论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贵柔守雌，其哲学表现了女性的智慧。《中国神话》里的伏羲兄妹造人，以及黄帝、炎帝、尧、舜、禹、汤的故事，则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直到古邦国（五帝传说时代）和夏商周三代，属于男性祖先崇拜。从这里发展出的圣贤崇拜，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当代经学家周予同指出，儒家的仁孝学说脱胎于初民的生殖崇拜。“祖”字源于“且”（男性生殖器的文字符号）崇拜，是男始祖崇拜的产物。 中华民族是复合型民族，由许多民族组成，其中最大的民族——汉族也是很多民族混血而成的，各民族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密切交流，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神话》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以宽博的胸怀，兼收各民族的神话，以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通和生态模式。如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就有汉族故事、白族故事、毛南族故事，有些民族的开辟神话虽然主人翁名字和说法不同，而内容上是交叉的接近的，如蒙古族的天地起源神话，壮族的布洛陀神话，瑶族的密洛陀神话，傈僳族的天地分开神话，都能看出彼此有影响而又各具特色。有关日月的神话，汉族有射日奔月神话、牛郎织女神话、天狗吞月神话，台湾少数民族有天体的传说神话、太阳和月亮的故事、太阳爸爸神话，布依族有日月星神话，苗族有阳雀造日月神话，瑶族有射月亮神话，拉祜族有天地日月的来历神话，哈尼族有天狗吃月亮神话，赫哲族、壮族、布依族皆有射太阳神话，故事各有千秋，而英雄射日、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动物吞食日月造成日蚀月蚀等基本情节是相通的。还有女神补天、洪水泛滥、兄妹造人等神话在许多民族中流传并描述各异。与祖源认同、民间风俗相关的神话，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民族图腾、文化英雄、爱情故事、风俗神话在各族之间差异甚大，奇思异想，多姿多彩，因为这些神话和相关的民间文化正是民族形成和民族认同的要素，是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必须有鲜明的色彩。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久不分，就是因为它的文明能够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积蕴深厚，又有强大的核心引力，能够把主体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统一起来。《中国神话》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通和的魅力和各民族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这种智慧和活力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