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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国策，在自上而下向乡土社会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接受、理解、应对与涵化。我们应从村落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种种纠结与冲突，并特别关注如下层面的问题：消除对村落文化的偏见与误解;正视村落危机，注意培塑农民对其乡土社区的文化认同与面向未来发展的规划热情，使乡土社区焕发内在活力;重视城镇化自身对于乡村社会组织的引导与重建功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家政府之于乡村社会应扮演一种“顺水推舟”的角色。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建设;乡土本位;顺水推舟 在近年来的村落田野作业中，我们发现有两种现象普遍存在：其一，同一村落中呈现出“旧村”与“新村”并存的格局，边界清晰，景观迥异：“旧村”，一片矮房旧院;“新村”，连排高楼耸立。旧村与新村并存的现象，可以视作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与文化在当代发生裂变的表征;村落中的高楼林立，是乡土社区正在发生的“在地城镇化”的表征。其二，在撤村并区、村落区划发生急剧变化的地方，人们追溯乡土历史传统、寻找乡土文化认同的心理普遍强烈。具有久远历史的村落，当下正处于一个重大变局的过渡期，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生活应该走向何方，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思考、国家政策的设计者必须严谨对待的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国策，在自上而下推行于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接受、理解、应对与涵化。因此，我们应从村落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种种纠结与冲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上述乡土传统，曾长期被学者视为零碎、散在的“文化遗留物”，现代民俗学则将其视为具有完整体系、常在常新的“地方性知识”，在乡土社区中起到交流思想情感、编织社会网络、组织生活生产等作用。在乡土社会发生剧变的今天，我们更应将乡土传统置放于百年中国的历史背景与当下乡土生活实践状态中予以观察，发挥它在理解现实生活、助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一、乡土传统的现代性改造(20世纪初至70年代)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自有其社会秩序与权力格局。村落的生活组织方式曾经单纯而明确，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民俗规约具有稳定性，而民众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而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往往能释放相当的活力。时至20世纪，“现代性”与“革命性”成为绵延大半个世纪的主流话语，以民俗为表征的乡土传统处于被改造的地位。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民族从传统向现代举步的那一瞬起，就已经踏上一条解构自身传统的不归路。然而，这一“传统”又总是顽强地顺循其内在发展逻辑，以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绵延当下乃至未来的生活。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较之既往有其历史特殊性。20世纪初学界对于“民俗”的较具现代意味的关注，正是激于晚清社会之变局和西方文化之引入，一批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眼光向下的革命”的产物。或者说，较具现代意味的民俗文化研究，自20世纪初发轫之始，就与一批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感紧密相连，承担着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提供文化材料的历史使命，与国家在危难之际动员与团结全体民众力量的需要大有关系。此后，中国文化精英经过精心运作，有意割舍了民俗文化更为丰富、多元的内涵与意义，以配合国家政治的现代性与革命性的强烈需求。在国家强力推进乡土社会的革命式转换与现代性变迁的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高调登场，在“移风易俗”的旗帜下，原本主要供民众自用自享、在乡土社会中发挥自治功能的民俗文化系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杠杆，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走向，乡土社会中就有了民俗文化在长久潜抑后的强势回潮。 二、“还俗于民”(20世纪 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文化寻根热”次第登场，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于国民日常生活的持续关注与讨论，最后形成了波及大江南北的“民俗热”，如以乡土风情为旗号的民间工艺展览、原生态民歌、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实质上，正如学术界后来所意识到的，这种“民俗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刺激性发展的产物，而真正为乡土社会提供价值理念与文化意义的民俗文化却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代替前一阶段的国家政治话语，成为全新的强势“他者”，强力扭转着民俗文化的乡土生态。1980年代中期以后，各地纷纷兴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努力让民俗文化与经济联姻创汇，以赢利为目的把自己“卖”出去从而转变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成为民俗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此际，看似闪亮登场的民俗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扮演”，其主体民众其实仍然处于一种被代言的压抑状态。而自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当代乡民日益汹涌的流动性趋势，乡土社区传统逐渐呈现出某种“碎片化”的特征。据官方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6%，有7亿人生活在城镇中。自发形成的农村多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成汹涌之势，它推动了城市经济和市场的繁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农民的传统属性，并摇撼、撕裂着传统的乡土文化体系。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在当代中国，已然势不可挡不容回避，但这一势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所可能引发的激荡与裂变，依然未被充分预估。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之深、利益格局调整之大、遭遇的外部环境之复杂，实属罕见。市场经济的冲击余波未了，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的浪潮又不期叠加。中国正面临着比经济转型更具挑战的社会转型。人民群众不仅要福利的拓展，也要公平的过程;不仅要权利的保障，也要权力的透明。满足“需求”，回应“要求”，不仅关系到发展能否实现“正义增长”，更关系到13亿人的政治信任，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在国家掌控庞巨社会资源，同时以此为依托致力于持续的渐进式的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来自公众的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将会持续存在并趋于具体化、明晰化。不言而喻，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关键之处在于贴近民意、民心，凝聚民智、民力，尊重民俗，服务民生，从倾听民众诉求中寻找治理善策，在及时回应中引导公众参与，在良性互动中促成社会共识，让政府职能的转变促成社会的蓬勃发育，促进政府公信力的保值增值。目前被国家政府强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可谓是现代中国在经历西学东渐的“现代性狂飙”之后，自觉设计的以我为主的“本土化转向”。城市与村落杂糅状态下的城镇化推进，既为包括乡土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这一“小传统”的传承再造赋予了庄严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