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其十二卷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系统阐述了他的“文化形态史观”， 揭示了文明诞生、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规律性。然而通过深入考察和研究就会发现，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包含着诸多的人本主义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可以称之为“人本史观”。挑战应战模式 汤因比首次提出了促进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挑战应战说”，这是文化形态史观的核心。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诞生是环境对于人类的挑战刺激人类起而应战的结果，文明产生和进步的动力正是由于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面对每一种挑战，人们都会做出不同的应战，如果对于一种或几种挑战取得了胜利，那么文明就诞生了，否则文明就趋于夭折。然而，这种挑战与应战并不是无条件的。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就必须“适度”，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那么挑战强度大小的依据是什么？显然来自外部挑战的大小不可能通过自身来衡量，而要由应战能力来衡量，挑战只能相对于人的应战能力来说是否适度。汤因比认为，不能指望人们对于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种应战作出相同的回应，“即使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所有种族、环境或其他能够供科学阐释所需的资料，我们仍然不能预测出这些资料所代表的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这类活动中的各个力量”乃是一个个的人。正是人们具有不同的应战能力，才使得各种挑战具有了不同的结果。因而在挑战与应战这一相互联系的因素中，人的应战能力无疑占据着根本地位。但汤因比并没有看到人的应战能力的本质和源泉。而仅仅把人的应战能力归结于人的精神。他认为人类的关键装备不是技术，而是他们的精神。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自控能力，再好的技术本身也不能使人类完成创造文明的任务。 对外控制能力促进文明成长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征服、地理扩张、统一国家的建立标志着文明的发展进步或强大，然而汤因比却认为文明的成长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从宏观领域来讲，文明的成长表现在对外在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控制，控制环境的力量增强的标志则相应地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和军事征服、地理扩张。虽然有些时候文明的成长在时间上与一个文明本质上的进步相吻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是这样。从微观领域讲，文明成长就在于挑战与应战的场所是否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宏观领域转移到了文明的微观领域，即社会的内部人格。社会是人们共同行动的场所，是由个人构成的，因而构成一个社会或文明的人的自决能力抑或人格是否得到提高就成为文明成长的衡量标准。成长现象就是从文明外部转移到内部人格的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现象，它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这样文明的进步就不是漫无目的，而是人们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这是一个逐步走向自决的过程。既然文明的成长的衡量标准是人类迈向自决的程度，那么不言而喻，文明衰落的标准也不能从宏观领域去寻找，也只能转向文明的内部，文明衰落实质上是人类自决能力的逐步丧失，因而它必然也成为文明衰落的衡量标准。 宗教是文明诞生的源泉 宗教思想在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甚至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汤因比认为宗教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宗教是文明诞生的源泉，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而且还是文明最终的“救世主”。他承认自古以来，创建文明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生产的剩余，就是说，人们能够生产出超过生活最低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依靠这些才能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事业，诸如建筑、艺术、文学、哲学、战争等等。然而这些创造性事业，如果没有群体的合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这种群体的合作，必然需要某种宗教精神支柱。在文明衰落的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但是汤因比并没有把宗教当做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相反认为宗教是文明的拯救者。宗教是“使各种文明产生、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 但汤因比理解的宗教信仰指的古今中外一切宗教概念所涵盖的只是一种人生信仰，是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所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包括科学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可见汤因比的宗教观从本质上并不是如神学家所宣扬的神秘东西，他心目中的“上帝”是宗教本身包含的一种“爱”的情感，历史上每一次宗教的发展都是人的精神的一次升华，这样其宗教观最终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