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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是啊，您的这个颠覆的理念确实在实践中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您的具体的措施是什么呢？ 徐：嗯，这正是我要讲的。要知道办刊物是有很多的清规戒律的。比如说，有规定一个学者一年只能在刊物上发一篇文章，现在不少学术刊物还是这样。另外，刊物办得很死板，没有审美概念，装帧也没有，文章是多长就是多长，下面空上一大块，空就空在那里了。甚至很多学报打开，封二光版，封三光版，封底一个版权，完了。 那么，我颠覆传统的办学报的理念，开门办刊，第一个具体的措施就是打破了一个学者一年只能发一篇的传统规定，我就发系列文章，系列文章发出来就有规模效应。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创造吧，我发得最多的是连续发了九期。这样就给学者们提供了发表自己系列成果的机会。 第二个颠覆传统的具体措施，是我融入了时尚杂志的一些元素，强调视觉冲击，体现人文关怀。我在重要文章发表的时候，同时发表作者照片。让人们在看到学术文章的时候也看到作者的形象。作者本身也很满意。我认为一本杂志，它所有的版面都是资源，不能浪费啊。所以我就补白。我们学报补白有两种内容，一个是发相关著作的书讯，一个是相关学术活动的简讯。封面方面，我从95年开始推出封面学者，开始我就从我们学校的学者推起。我们也是找的广西最好的装帧设计者来做的，但是第一期还是照片做得比较小，放在一个角落里，我看了就觉得效果不行，第二期我就叫他改，现在封面设计全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是封面作者，那么封二我就推出相思湖学者，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只要是有成果的我都放。现在相思湖作者发表了这么多年，使我们学校的学者也都走向全国去了。封三我最开始就介绍我们学校的系、部、研究所，后来就发展到介绍全国的民族研究所啊。封底我也不留空，放上我们广西民族学院的风景，现在很多人看我们学报就知道我们学校环境很好。这样一本学报承载的信息就丰富起来了，让外界了解到我们的学校和学者，也让他们了解到相关学科的书讯和活动。这样我们就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多元的信息。所以大家就喜欢看我们的杂志。用有些出版社负责人的话来讲，就是你们的杂志具有视觉冲击力。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杂志本来就是边缘，学校也是别人很难瞧得起的，而我们这种封面设计就能够在千篇一律的杂志中跳出来，别人就会来看我们的内容，加上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我们的杂志就慢慢的站住脚了。 而我们的封面设计还不光是吸引眼球，它还体现人文关怀和学者资料的收集作用。比方我发了中山大学的老的系主任黄淑娉老师的封面，人家就说，哎呀，黄教授，你也成封面女郎了。这是玩笑话，但是黄教授自己也是觉得很高兴的。为什么只有明星可以上封面啊，我们学者难道不能上吗？所以，我们发了这么多期封面人物照片，很多学者是很喜欢的。比如说李亦园先生的照片是我亲自拍的，他对我拍的照片非常满意。于是他弟弟有一次就从泉州打电话跟我说，你拍的我哥哥的照片非常好，把我哥哥的精神气质都反映出来了，还说我们发的李先生的人生掠影的照片也编排得非常好，那么，他哥哥现在要回来，赶上他的小学母校建校九十周年庆祝，于是我们马上特快专递寄了二十本。李先生收到杂志就发给相关的亲戚朋友老师校长啊，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们不光是做封面学者，还把他们一生的照片精选出来，作为他的人生阅历的回顾，读图时代嘛，这样人们能对学者的生平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我觉得也为将来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编写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这就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又有了资料性。办刊物做到以上这些，我们才能慢慢的从边缘走到中心。 而走进人类学学术的中心，还不光是上面那些措施。我开始以人类学为特点来办刊是在1995年第一期，当时打了一炮，刊登了乔健先生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前景和困境，这就吸引了人类学界的眼球，后来就成为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1995年6月底，我带着学报新出版的两期，去参加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举办的中国社会人类学的高级研讨班，我还不是正式的学员，是去旁听的。闭幕的前一天我就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当时全体学员有四十多个，我当时就对他们说了几条：第一，每人赠送一本学报，赠送三年；第二，你们来的论文优先发表；第三，你们做的田野报告我这里也可以发表，田野报告一般是很难发表的。这样就开始建立了我们的作者网络。第二年，我成为了正式学员，一直参加到第七届。通过这个研讨班，我逐渐与人类学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些学者长期得到我们寄去的学报，从中获取了很多信息，因此他也很愿意把自己的好文章投给我们学报，以表示支持，这样我们的稿源就丰富起来了。 从办刊的角度来讲，我们吸引人们眼球的封面和新颖的内容，慢慢的引起了学报界的关注。1996年的全国学报界的会议，我当选了广西学报研究会的理事长，全国学会的常委，我本人也就成为了中国学报界的重要参与者，后来成了全国学会对外交流委员会的主任，我就组织我们中国的学报界出访美国、欧洲、越南，到香港组织中国学报展。我提出的一条理念就是，学报要发展的话，要走专业话和国际化的道路。学报界的同仁也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比如原来学报的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焕章教授，非常优秀的学者和编辑家，他就曾对我们学报的同事说：“徐教授是办学报最用心的人。”我自己认为，首先从办学报的角度来讲，我是获得了成功的。我们的学报颠覆了传统的办刊的理念，开拓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至少可以和其他模式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就使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学报界得到了承认，学报的各种评比奖项我们都得到了，无论是那一家制定的核心期刊都有我们学报，甚至于编辑规范的问题我们也是最早执行的，清华大学光盘中心就曾经拿着我们的学报到中国社科院去做示范，说这样一个小刊物都能办得如此规范，我们这些大刊物为什么不能做得更规范一点呢？从这方面讲，我们也是优秀刊物。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可以说是对中国学报界的一个贡献，也是我自己十年做学报的成果。 另外，对传统办刊理念的颠覆还有一点措施，就是我们编辑部不单纯的枪毙作者来稿。尤其是对于校内的作者，我们还举办沙龙，找专家学者，帮他们修改。这样可以缓和一下校内对我们办刊改革的意见，也是为学校培养自己的学者的一种帮助。比如，现在1998年秦红增写的论文，关于先秦神话和儒道思想的，刚开始他只写了一篇，题目还不错，但做得还不够，我建议他修改，于是他修改了一年多，做成三篇论文，我给他发了，这下子，评了副教授又上了新华文摘。又比如一个女教师写了一篇关于潘金莲的文章评职称，的确没有新意，于是我就建议她研究一下少数民族文学，因为写这方面的太少了。于是她就写了关于少数民族史诗的文章，我又推荐给民间文学的专家来审稿，然后通过了就给她发表，这样她就顺利的得到了职称。还有些老师的文章实在写得太差，我不发，有人甚至耍流氓威胁我，但是我还是坚持原则，要他必须修改到达到要求为止，他得了这次教训后，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还比如中文学院的金丽，她从美国回来，写的关于国外素质教育的文章我连给她发了六篇，后来又写关于圣经的论文，我给她发了九篇，还有副院长容本镇，他的张承志系列研究，也是发了九篇，后来结集成书，还开了个评论会。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原来我们学校的书记奉江就说过，学报为学校培养了很多的教授。所以，我们办学报还对校内教师的科研能力，撰写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园地，也为学校赢得了很多声誉。 吴：这方面您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在其他人的访谈中也听到了这方面的评价。您不光尽到一般编辑的责任，还象老师一样的指导提携年轻的学者。这样您才能在学报的校内科研发展需求和开门办刊的改革创新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这也是您颠覆传统办刊理念的第三点具体措施。 另外，这十年来你们学报的确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您能不能总结一下，学报这十年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有标志性或者突破性的事件有哪些？ 徐：如果从组稿的角度划阶段，我想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等米下锅的阶段，是1995年到1996年；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去买米下锅，就是主动组稿，这个时期比较长，大概到2002年。这个阶段，我们的组稿还缺乏好的主题和策划，反正只要是能从名家组到稿就不错了，不成规模，比较散。第三个阶段，从2003年开始，我们做主打栏目，形成规模和方向，这个可以叫做培养优良品种。从等米下锅，到买米下锅，到培养优良品种下锅，可以说是我们学报组稿方面的三个阶段。 至于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来讲呢，第一件是1995年第一期，发了乔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引发了中国人类学的一次大讨论，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第二件就是2002年第一期，钟敬文先生百年华诞。当时我们在做民俗学这一块，考虑到钟先生快一百岁了，很早就开始策划做一次专题，也得到了他家里人的支持，取得了照片和资料。当时李岚清准备给他在人民大会堂做寿，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杂志在会上发出来，人手一册。就在我们杂志印好的时候，老人家刚刚走，一月十号，我们接到通知后，马上派人出发，把那期学报全部带到北京去，直奔八宝山，在八宝山人手一册。当时北京晚报登了一副照片，就是北师大的学生哀思钟敬文先生，一个女学生手上捧的就是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这下子，整个北京的学术界都知道了我们的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就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真大气！”。第三个重大转变是，2004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把封面学者和主打栏目结合起来，影响也是很大的。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是个千手观音，所有的学科都要和她牵手，所以我们的主打栏目有都市人类学啊，乡村人类学啊，教育人类学啊，生态人类学啊，审美人类学啊，女性人类学啊，文学人类学啊，医学人类学啊……这就算是第三件有突破性的事情。 吴： 那么这十年的办刊经历，让您觉得自己有成就和收获的事情有哪些？ 徐：十年下来，我们的学报和我个人都得到了很多肯定。乔健先生一直是我们忠实的读者，钟敬文先生那次策划不用说了，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一次在黑龙江遇到我们学报的订户，他把我们学报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甚至还把我和李亦园对话提到他们东北民族研究所的那部分勾画出来，到处给相关的人看，他以订有我们的学报感到自豪。台湾那边李亦园先生把我们的一套学报摆在他书架最显眼的地方，让到他家的客人来看，他还专门为我们学报写过一篇文章《来自南疆的人类学呼唤--十年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对人类学的经营》，这很不容易，李先生年纪大了，写文章已经不多了，说明他对我们学报非常的看重，这也让我很高兴。所以办刊物是很有乐趣的，通过办刊物你可以和学者有非常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跟不办刊物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办刊物，拜读各种学者的论文，是种很好的学习，你就可以很快的发现前沿，发现新的问题，这对自己做学问是很有收获的。所以从办刊角度来讲，我既有成就，又有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