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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农业出版社推出了由彭世奖校注、黄淑美参校的《历代荔枝谱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一书。全书34万余字，560页，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出版的。农史学家、浙江大学农学院游修龄教授为该书作《序》。友人赠我此书，正值岁末年初，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潜心阅读，令我耳目一新，受益非浅。 荔枝学名Utctfi chinesis，属无患子科，常绿乔木，树高可达20多米，被誉为“果中之王”。荔枝性喜阳光、温湿，为我国原产果树，盛产于两广、福建、四川、海南、台湾等地区，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据《西京杂记》载，汉初，南越王尉佗曾向汉高祖刘邦晋献荔枝；汉武帝吋还从岭南引进荔枝，在长安宫廷内特建“扶荔宫”；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已有“离支’’（即荔枝）的吟咏。我国人民在长期荔枝生产实践中培育出众多的各县特色的优良品种。如陈鼎的《荔枝谱》中就记述了43个荔枝优良品种。如四川的“玉真子”：“产重庆府涪州。唐时最盛，有妃子园荔五百株，为杨贵妃所嗜，因名玉真子。马上七日夜至京师，即此荔也。”因而诗人杜牧曾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苏东坡晚年遭贬，远徙海南儋州，还达观地留下“曰尝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著名诗句。 近年来，农史界已编辑出版不少古代农业通史和地区农业史的论著，而专科农业史论著则相对较少，专门研究荔枝的更如凤毛麟角。目前尚无一部全面论述历代荔枝谱的著作。彭、黄二位先生独僻蹊径，不畏艰难地完成这部《校注》力作，为农史填补了空白，做了件大好事，真是功德无量。经过认真阅读，我认为《校注》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广收博采，多本校勘 我国古代究竟产生多少荔枝谱，到目前尚无人做精确统计。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著录的是13种；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也是13种。而在新版《校注》中所著录的则为16种，比上述两种多而且全，可谓中国历代荔枝谱的洋洋大观。《校注》著者在茫茫书海中上下求索，广搜博采，披沙拾金，书中所收录的《荔枝谱》，都是以一种较好的版本为底本，然后再参照其他各本进行校勘，从而保证所录各篇的正确性。如宋代蔡襄的《荔枝谱》，先后出现20种不同版本（见2—3页附表）。《校注》所著录的就是以明代屠本峻考订的《闽中荔枝通谱》（万历刻本）为底本，再以附表所列的前12种为参校本进行校勘，并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后。书中所有荔枝谱的定稿都是这样进行的，并在每谱之前的“校记”中加以说明。经过如此中工的《校注》，既可用作学习荔枝谱的读本，又可作为检索有关荔枝问题的参考工具书。 二是观点创新，见解独到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荔枝谱始于何时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荔枝之有谱，自襄始。”（见28页）《校注》著者说：“此句不确，事实上早在蔡谱之前88年（公元971年），郑熊已有《广中荔枝谱》之作。”（见29页注②）并在“附录”中将郑谱残存的22种荔枝名称——列出。（原收录在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从而创造性提出郑谱为我国最早的荔枝谱，而蔡谱只能说是我国现存最早完整的荔枝谱。这种创新观点得到农史界的赞同。 值得提及的是：明代徐＜火勃＞的《荔枝谱》共七卷。卷一是荔枝品种；卷二是荔枝的栽培及加工技术；卷三至卷七分别是叙事、文类、赋类、诗类、荔枝咏等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日本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古农书考》均认为的本书虽有七卷，但其中有关园艺方面的内容，只看前二卷便足够了。《校注》著者却不以为然，认为“若从荔枝文化史的角度考虑，其他五卷的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徐谱又是“明清各谱的代表之作”，因此，本书将后面五卷照录不误，从而保持了徐谱的完整性；同时，也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这确是《校注》编著者的明智之举。 三是释疑解难，详为注释 我国各代荔枝谱，皆系古代语言文字，佶屈聱牙，向称难读，诸多生僻字、句、成语、典故……《校注》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资料、翻阅工具书，为之释疑解难，排除阅读障碍。如宋·蔡襄的《荔枝谱·第一》有“答遝”二字，先标明读音“data”，并解释说“是一种果实的名字，形状似李。”在明．邓道协的《荔枝谱·小引》中有“步王踵张”（见226页）的字句，在注中这样解释：“步王踵张，追随王逸、张九龄。步、踵：跟随，继承，如‘步人后尘’。王，指东汉王逸；张，指唐代张九龄。两人均著有《荔枝赋》。”在注中还采用参见法，如在蔡谱．第五中提到“歇枝”（见13页），在注中这样解说：“歇枝，古人认为荔枝之所以会隔年结实，是因为需要歇枝，即让枝条休养生息。今人称为‘大小年’。就大面积而言，大年（丰收年）和小年（歉收年）的产量，有时可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近数十年来，在克服荔枝大小年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相继出现了许多可以连年丰产的荔枝园。”（见14页注③）后在清·吴应逵的《岭南荔枝谱》中又出现了“歇枝”，在注中说：“歇枝，即荔枝大小年，详见蔡谱第五注③。”在书中多次应用这种参见法，这既为读者解答了疑问，又节省了篇幅，真是一举两得。 四是图文结合，相得益彰 《校注》的偏纂，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效果较好。本书的插图并不多，但运用得当，洽到好处。如首篇介绍宋代蔡襄的《荔枝谱》，共30页，有插图4幅；分别与文字紧密结合。介绍作者蔡襄就配上蔡襄的图像；介绍优良品种讲到“宋公荔枝”时，就配上宋公荔枝的孙枝的照片；在讲述蔡谱的多种版本时，又分别插上吴兴沈氏抱经楼抄本和上海博古斋影明弘治本两种书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明代屠本畯的《闽中荔枝通谱》时，所附的照片是特谱日本友人东海大学教授渡部武先生从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该书复印件寄赠的，更加珍贵难得，足见《校注》著者的良苦用心，令人敬佩！ 读完此书，掩卷深思：该书是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呢？笔者不揣冒昧，特提出来与《校注》编著者商榷。 《校注》是为读者提供研读荔枝谱这种农史文献资料的。该书开门见山，向读者——介绍各代荔枝谱，感觉有些突然，不易消化，可否先有一篇总论或序言，深入浅出地介绍有关荔枝知识，如它的生物学特性、起源、发展史以及外传、世界各国生产状况等，使读者初识荔枝，从而引起阅读兴趣，效果会更好些。 书中所用文字，应标准化，如书中几次提到古地名“交趾”，趾字有的是“阯”，有的是“址”，应统一改为“交趾”。另外，书中所用辞语应科学，严谨，不能模棱两可，如在介绍明代吴载鳌的《记荔枝》时，对作者介绍说：“曾官于澄（可能是广东澄海县）”。说“可能是”不够确切。如果难以肯定，干脆不说为好。不知编著者以为然否？ 总之，《校注》不失为一部好书，值得推荐。正如游先生在《序》中所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荔枝专著，也如其他农书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在流通中产生的差错，包括文字传写讹误、内容因袭重复或抄袭前人、张冠李戴等问题，至今没有人作系统的搜集、校订、正误和评议。彭世奖、黄淑美先生这本《历代荔枝谱校注》正是弥补丁这一长期来存在的缺陷。”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原文刊于《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