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玲（以下简称吴）：你的《走过西藏》作品系列饮誉海内外，那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奇葩，我非常欣赏你的文章，也很钦佩你的人格人品，我正在做关于你的有关研究，这次我们学报的徐老师派我来采访你，接受这一任务我很高兴，而你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我就更高兴了。能否先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道路和主要成果？ 马丽华（以下简称马）：我读过你的论文《从原型批评看马丽华的创作》（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2004），你已经把我的作品几乎看遍，把写作所经历的过程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描述出来了，你的把握和归纳是相当准确的。 吴：我没有误读谬解吧？ 马：没有。我现在工作内容改变，生活、工作的环境也都改变了。在这样一个转型过渡时期，我一般不接受采访的。就因为你的文章中那种认真的态度感染了我，愿意和你交流。 吴：非常荣幸! 马：也许是同在边远的民族地区的缘故，你们才会那么关注同属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写作。广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你们所关注的；我们所忧虑的，也是你们所忧虑的，所以说民族可以有所不同但有很多东西是共同的。尤其涉及传统与现代、发展和进步这类主题，大家都有很多困扰，都在寻求一种解决的办法，答案看来是有的。笼统地说要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又要向前走，这种大势所趋没有人能够怀疑，但具体落实到某地某现象，如何发展进步就有很多尝试，也有很多说法，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实际上在那些很具体的方面，现成的答案和实践或许也有正确的，但需要时间来检验。现在什么说法都有。 我想，你之所以关注我，也许是我们都共同生活在西部，但我觉得既然有了作品，作者本人就不重要了。作品还是较忠实地反映了我生活和思考的一种轨迹。说起进藏初衷，动机很单纯，不存在功利目的。1976年“文革”结束，恰好在那个转折点上进藏。 吴：那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去西藏呢？ 马：不是突然，是响应国家号召。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应届毕业，先有清华、北大几个人到西藏插队落户当农民，起初号召向他们学习，然后号召应届毕业生自愿报名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全国的应届毕业生都纷纷响应，就像一场运动，表决心，写申请书，当然到最后落实的时候坚定分子不是很多，全国也只有两千多人。而我算是最热情洋溢的一个，我的家庭也不反对。 吴：你的父母没有异议吗？ 马：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成长与他们那种开放的观念有关。我从小就比较自立，17岁参加工作当工人。从小在逆境中长大，母亲是“右派”，父亲是“三反分子”，直到老年才被平反。一直处于被打倒的状态，还一直在响应革命，先国后家。 吴：那给你的童年留下阴影吧？ 马：那当然，是阴影也是一种动力吧！从来就没有优越感，一切全靠自己。当年进藏是被一种很单纯的热情、理想、信念鼓舞着，乘坐大客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一路上表现挺好，被留在了组织部。在组织部工作了几年后，因为酷爱文学，要求调到西藏文联当《西藏文学》编辑，一当就是8年，后来又到北大上“作家班”。 吴：你的《藏北游历》是在西藏先写完了再到北大的吧？之所以先写藏北，那是对“遥远与神秘的好奇”。 马：是这样的。好奇嘛，猎奇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与以往生活环境最不一样的地区首先吸引了我，最陌生是牧区。加之藏北形成过文学小圈子，又有些契机走遍了藏北高原那曲地区的11个县（区），写成《藏北游历》。那时候充满形而上的热情，在书中有充分反映。后来去西部的阿里高原，写下《西行阿里》。一直到1992年下乡拍片，比较贴近了现实和农村生活，“形而下”地看到了很多基层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感慨（见《灵魂像风》），比较明显地发生了一个转折。如果套用学问，比较接近从文化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的转变，确立了发展观和参与意识。从你的文章中可看出你已经很理解了这个发生过程。再后来之所以调离西藏，有许多既复杂也简单的原因。不能不提到的是一本书，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对我有相当影响，不知道你读过没有？ 吴：没有，人类学的著作我只看过弗雷泽的《金枝精要》，《忧郁的热带》此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马：信息量太大，难以概括，读过就会知道。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作者深入南美地区原始部落考察，还走过从欧洲到亚洲许多国度，触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例如对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一系列的反思，甚至是对人类学职业的质疑。他的书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写成的，但我们“相见恨晚”，我是前几年才接触的，才发现我们在思考的、在寻求的，他比我们先行一大步——不是明确地给出了答案，是所提更高级的问题比答案多，所谓答案反而潜隐在新问题之下。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固然应当按照职业道德用“相对主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显然他已走出了这种“相对主义”阶段。“相对主义”其实要求的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标准。其实文化还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还是应该肯定它的成就，不可以说人类发展多少年的努力还不如我们的祖先。 吴：你对他书中的哪些观点触动最深？ 马：感触深刻的方面很多，如果说“最”，反而是主题之外的，你看他最后写的那些，从“奥古斯都封神记”到“缅甸佛寺基荣之旅”之类，从中可见人家的综合素质是多么的高，让我们相形见绌。他对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修养真的令我们高山仰止。他于大半个世纪前所写的那本书，当时西方已有评论说是游记文学的“终极之作”，也就是说游记文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以后人们没必要写了，就再也写不过他了：休想写过他！我在采写《藏东红山脉》之前与此书相遇，就因为写昌都这地方是我好些年前的承诺，所以硬着头皮也要完成，只在篇首段落明示“此为本人西藏纪实文学的封笔之作”。正是望见一个高度，知难而退的意思。当然这是技术层面上的，实际上他的许多思考都触动了我，回顾进藏之初，所希望的是被接纳被认同，从本人角度是认同，从对方角度是接纳，为这种试图融入我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而实际上差异始终存在。因为我自身根深蒂固地存在某种坚执的东西，这一点你也看到了，儒家传统积极的方面：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有所作为的愿望。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地方，自有无穷来世在等待。 吴：像你书中所说：一个格外着急的人到了一个从不着急的地区，这是否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引起了性格上的反差呢？ 马：我实际上本来也不是急性子，我的着急是被反衬的。这样说并不代表谁对谁错，恰恰相反，我是多么希望藏民族的价值观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让全世界都去认同并实践，让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从容一点，地球受到的破坏少一点，战争消失，和平长久。多么希望是这样。但它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的愿望有多良好，这个世界就跟着你走的。尤其当我们看到连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发达的国家都犯下了错误，弄得全世界越发混乱越发恐怖，不可理喻，所以你就很难说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 吴：是不是两种文化的对比反差，使你觉得融入是非常困难的？ 马：融入的愿望持续了好些年，后来认识到完全融入不可能也没必要。首先我不是一个空白的人，自有坚实的汉文化背景，而我从藏文化中能够汲取的，正好可作补充。我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人，给自己定位就困难：如果是旅游者你可以去欣赏蓝天白云、淳朴民风、壮美山川，但是我肯定不是旅游者，我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想为那地方做事。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