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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封建”二字的理解概已根深蒂固了，在上专指近代以前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在下泛指各种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这从以“封建”二字构成的大量语汇中就可以见得。因此，当有一学者现今著书严肃地指出：人们惯用的“封建（社会、制度、阶级等等）”之意其实“名实错置，形义脱节”， 既与中国古汉语中的“封(土)建(国)”本义不合，也与西欧的Feudalism之义相悖；既与秦汉之后“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实态颇有出入，也与“五种社会形态”中的经典表述未尽相同时，这对我的震撼之巨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2006年冯天瑜先生新著《“封建”考论》一书给予我的深刻的第一印象。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有这样的名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封建”考论》围绕一个学术界常用的术语，综合运用语言语义学、考据学、翻译学、比较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体系，纵贯三千年，横跨中日欧，考究源头，辨明流变，使“封建”二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被泛化的接受过程一目了然，令人信服，堪称一部有关“封建”的文化史。其学术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厘清了一个学术概念流变的原委，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学术界在21世纪去欧洲中心主义，重建本土化的话语立场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许多重大论题一直纷争不断，时至今日也未能有个令人信服的了结。如中国古代社会到底如何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结构为什么超稳定？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为何严重滞后、艰难？为什么中日两个看似类同的东方古国在近代以来的命运迥然有异？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旗号到底意欲何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是近现代民族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还是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大势所趋？……冯天瑜先生揭示了，上述问题之所以莫衷一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概念前提含混不清，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界被迫与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全面对接，同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没有理顺影响也颇巨。处于新时期的中国学人应当也有可能尽快摆脱西式话语的束缚，回到中国本土的事实上来重新审视上述诸问题。 兹举一例。中日两国由前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大异其趣，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一次性地脱离了中世纪的故道，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类变革、革命活动虽持续不断，但转型过程始终步履维艰、曲折多变。究其原因，一般所谓的改革不彻底、统治阶层太顽固、老大帝国的劣根性太重、改革的社会动员不够等等举证都未必触及问了题的实质。通过阅读冯著我们可以得知，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不同，恐怕是导致两国现代化道路有别、难易程度不同的关键原因。公元7世纪始，日本虽然仿造唐制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体制，但由于日本社会有着顽强的氏族制传统，类似中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根本无从建立，尤其自11世纪幕府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央幕府将军与地方武士贵族联合治理国家的幕藩制，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制度，与9—11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因此，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走西化的模式就毫无紧张与唐突的感觉，符合其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反观中国前近代的社会实态，它从秦汉起就已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代，进入一种独特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冯先生书中尝试的新命名），这是一种早熟、独有的社会景观，因而中国在近代与相邻的日本并不处于同一个社会转型的起点上，也不可能沿着西方的那一套进化模式行进。基于此，我们必须突破西方的参照与评估体系，方能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复杂的演变历程有相对客观的把握。 通过对一个小概念的详细考证工作，也能破解众多的学术谜团，并启示阅读者更深的思索，这是《“封建”考论》的成功之处，对此笔者不再烦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冯天瑜先生作为国内研治文化史的名家早已著作等身，学界公认，但他不为名声所累，集20多年的学术积累，选择这样一个或许应由史学博士生来完成的选题来研究，其学风令吾等后辈汗颜，尤其对那些惯于玩弄洋名词、新概念的学术新“秀”们，更有警戒意义。 《“封建”考论》，冯天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45.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