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看中国：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谈到“哈佛看中国”，它在中国的意义就不可小窥，因为在本土许多大众眼中，这种大洋彼岸的遥远凝视，似乎就代表着“美国看中国”，乃至于“世界看中国”。由张冠梓主编的《哈佛看中国：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近70万字的篇幅，对于哈佛大学健在的共47位汉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出这座世界学术名府“本色的中国观”。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仅仅是从“哈佛视角”看中国，由于采取了国内学人直接访谈的形式，这三卷本实际上也是通过“中国视角”来看哈佛，或者进一步来说，这是一种中美之间的“互看”。 如果拨开出版商们用“哈佛”作为标签的教材教辅、学术秘笈及经商宝典的噱头，回到这所美国“常春藤联盟学校”的纯学术本位，那么，最为本土思想界所广为接受的两位哈佛巨子：一位就是开创了东亚研究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另一位则是拓展了思想维度的思想史家本雅明·史华兹。然而，在费正清所身处的“冷战时代”，他更多把“中国”看作是面对西方刺激而产生反应的对应物，这种被动反应的存在居然具有某种后殖民的“东方想象”的意味，然而，即使是这样伟大而严谨的汉学家，也并未将中国看作是自主的对象。 深入中国的腹地才能了解中国，这到了史华兹的时代才成为现实。在中美开始交通的时代，史华兹力图运用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表面上的差异从而来寻求中国思想当中的普遍性或者所谓的“思想的一致性”。这就与另一位英国著名汉学大家葛瑞汉（A ngus C .G raham ）的理路刚好相反，后者则努力透过中西之间所有的共同之处，来发现受文化差异制约的、同汉语与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思想差异或者“关键词汇的差异”。但无论是“求同存异”也好，还是“求异存同”也罢，“同”都是比较的基础，哈佛对中国的关注与中国对哈佛的反应，之所以愈来愈密切，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们有着可以相互沟通的各种平台。 然而，从费正清到史华兹活跃的战后年代，中国还是政治封闭的国度，他们的研究都是在几十年之后“时间错位”地移植到了中国。而且，那时美国的“中国观”基本上皆带有“政治的意图”，费正清的贡献既在于将近现代中国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部分，但是他还是把中国研究打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实用性的学问。然而，费正清所强调的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条件来理解中国的基本思想，在哈佛乃至美国的中国研究当中至今仍一脉相承。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奥运盛会结束，而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已非原初的那个“仅仅属于中国自己”的中国，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角色在世界之林当中由于经济的升级与外交的成功而广被注视。在中国从边缘移动到中心的意义上，《哈佛看中国》在这个“全球对话”时代，为我们展现出来了哈佛对于“当下中国”的研究、观感和体认，也就是为我们展现出在史华兹之后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魅力所在。 张冠梓和他的“哈佛计划” 2008年夏季，张冠梓作为访问学者在造访哈佛之前，萌生了“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访谈活动”的宏伟计划。他将长达23页、中英双语的《工作手册》呈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获得了相应的资助。而后来到哈佛他利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预期的规划。但身居哈佛还仅得“地利”，关键还需要邀请更多的参与者来实现这个计划，所以，张冠梓认定的参加访谈的学者的基本条件为：专业研究领域应与被访问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相同或相近；已获得一定学术成绩，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研究员以上职称；以中国前来哈佛求学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但也可以是外国中青年学者。从访谈者的阵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佛计划”的层次。从“人和”的意义上看，这个历史上最大一次“哈佛大学访谈活动”。其中，哈佛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A nthony Saich）教授对于推动这一工作来说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这些哈佛访谈录，具有共同的两个特色：从形式上说，采取的皆为“一对一访谈模式”，从而使得访谈内容更为深入，张冠梓本人为了访谈，还曾选修了访谈者半年的课之后而进行；从内涵上讲，都带有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这是由于访谈者都在学术前沿工作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所以这些访谈就不仅仅是“就学术而论学术”，反而充满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由此，张冠梓对于访谈做出的基本定位就是：访谈提纲由访谈双方协商确定，被访者从本研究领域出发，谈对中国问题的总体看法，有自己原创性、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并发表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参加访谈的中国学者，张冠梓也要求访谈记录应确保客观、真实；应力求有深度、有思想性、有学术性；应力求可读性较强，便于其他专业的人士阅读。这些都保证了《哈佛看中国》的高质量和新鲜度，我们拟从三个中国化的视角来反观哈佛的“中国观”。 “复数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首先，《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数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我们知道，所谓的“波士顿儒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都影响巨大，在文化与学术访谈录当中，杜维明先生首当其冲。他的一贯主张仍是：要使儒学成为“中华文明”、“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资源和源头活水，海外新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方价值的全球意义和普世意义开发出来。面对国内日前正在升温的“国学热”，哈佛受访者的态度和立场尽管不同，但是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确实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西化思潮之后，这些外来关照者更为关注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潮流。但遗憾的是，在史华兹之后，哈佛汉学研究的主流似乎偏离了史华兹所独创的传统。这种传统主张从经验和常识出发，尽量进入到对方的思想世界并尽可能地做出理解。令人欣慰的是，诸如林同奇这样的学者却在坚守着这一思想路线，这在对他的名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当中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