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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君：有关戏剧研究的“前海派”和“学院派”的提法已经说了很久了，却并没有人认真地解读过其中的含义，而你这里所提出的“新前海派”的概念更是新颖别致。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前海派”的研究风格的演变，对中国戏剧研究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傅谨：我相信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戏剧研究领域发展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从一个戏剧研究人员的角度看我很幸运，因为我直接置身于“前海派”接纳、融合把г号伞敝さ墓讨校褚嫫亩唷５懊娴穆坊购艹ぃ颐腔姑媪僮乓桓龈蟮奈侍猓饩褪侵泄肪缪芯浚绕涫窍值贝泄肪缪芯空飧鲅芯苛煊虮旧恚两窕姑挥斜恢髁餮踅绯浞秩峡伞?/p> 多少年来，戏剧界和主流学术界实际上是分离的。全国一共有几十家由文化部门和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期刊，每年发表数以千计的戏剧研究文献；数以千计的戏剧研究专业人员，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上百家研究机构。如此之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却很难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现当代戏剧尤其是国剧研究的优秀成果很难被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接受，国剧研究专家很少被邀请参加学术活动，除了话剧以外，社科系统与高校系统的研究人员也很少关注现当代中国的戏剧创作与发展。与之相对应，戏剧界本身也以其技术与专业知识壁垒，小心翼翼地自外于主流学术界。 这之所以对这一现象深有感触，并不是由于我本人试图与主流学术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我的研究成果不受学术界欢迎，恰恰相反，我几乎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美学和文艺学方面的重要学术会议，文章也经常在一些重要的人文社科期刊发表。但我深知我是以个人的原因而不是以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做到这些的，因为我在从事戏剧研究之前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至今也还偶尔发表出版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而其中还有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能够和主流学术界用互相能听懂的语言交流，也一直在跟踪学术发展，知道主流学术界关心哪些问题——我不会和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们讨论国剧的“腔”和“调”的关系，或者“步步娇”和“眼儿媚”的格律，但我知道我们都很关心在后殖民时代民族艺术的生存方式，以及艺术价值观念的演变等等。在这些研究领域，我对戏剧的研究，能够为理论家们提供他们很少涉及的特殊的经验，用我的话说，就是为中国美学和文艺学提供“本土经验”，为中国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提供“中国经验”。在这一点上，我与典型的“前海派”的研究方向以及学术趣向也不完全一样。 廖明君：且慢，你提到了“中国经验”，我隐约觉得这背后还包含了某种特殊的理论内涵。 傅谨：这是我偶尔想到的一个词，我希望有机会能让它展开为具有特定学术意义的理论术语。我的意思是，如同我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样，由于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的文艺理论课程，就是西方艺术观念的产物，平时接触的几乎所有美学和文艺理论书籍，无论是理论范畴还是具体例证都基本上来自西方或者苏俄、日本这两位重要的西方二传手，尽管近些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但我们的学者们对西方艺术以及美学的了解，往往还是要远远超过对中国自己的艺术以及美学的了解。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西方艺术观念来解读中国艺术，更令人警惕的现象，则是美学家和艺术家们甚至很少真正去解读中国艺术。 在理论层面，就像上一代人谈起别、车、杜如数家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开口闭口就是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对他们的理论烂熟于心，相反对中国两千年丰富的美学思想所知甚少，这一现象已经为诸多思想敏锐的学者关注到；在经验层面，美学与文艺理论界对毕加索、梵高的了解要远远多于齐白石、丰子凯，对贝克特、尤奈斯库的了解更是不可比拟地要远远超过齐如山、成兆才、翁偶虹这些现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戏剧大家。学术界已经开始认识到并已经有不少人试图构建本土的、民族化的美学与艺术学，然而，正像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是以欧美艺术家对西方艺术感性化的经验为基础一样，没有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艺术感性化的经验作基础，本土的、民族化的艺术理论就是不可能的，至少就我所知的领域而言，没有基于中国戏剧的中国式创作与欣赏方式之上的丰富经验，要想建构中国戏剧学完全没有可能。张庚、焦菊隐等当代学术大师从话剧回归国剧的研究道路，最形象地为我们指出了这一道理。 我们不能满足于掌握基于西方戏剧创作与欣赏经验之上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戏剧理论，甚至也不能满足于用这样的理论来阐释与解读中国戏剧作品。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建构基于国剧创作与欣赏经验之上的、真正适用于阐释、解读国剧的戏剧理论；假如包括文学在内的每个艺术门类，都能有一大批清醒而自觉的学者致力于“中国经验”的归纳、提升与抽象，在若干年内初步建立起以本土艺术创作与欣赏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那么中国美学和文艺学就将不再是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中国抄本，就会因之拥有它的独特价值。到那时我们也就真正拥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格。 因此，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理论界而言，重视“中国经验”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还十分必要。虽然我们都是中国学者，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强势学术文化的潜移默化，使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攫取这种经验、并且将这些具体而感性的经验抽象为理论的兴趣与能力。当然，要实现这样一种学术风气的关键性的转换，比起继承与保护稀有剧种来，就更不是我的个人能力所能及的，我大约只能在戏剧领域有一点点作为。 但我最大的愿望，还是期待着主流学术界能更多地关注国剧，包括那些濒临灭绝的稀有剧种，关注像国剧、国画、国乐、诗词这样一些有深厚民族底蕴的艺术样式；同时，也期待着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们，比如说“前海派”的师长同行们更积极主动地介入学术主流，积极主动地以自己珍贵、鲜活的的第一手经验，促使中国学术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无意于非议那些西学功底深厚的国际学者，数十年来，他们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现代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既令国内的研究能够不断开阔视野，也令国外学者能多少对中国学术现状有所了解；但我始终以为，重视中国经验，才会有中国学术；有中国学术，才会有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与地位。 廖明君：重视中国经验，发展中国学术也正是《民族艺术》的期望与办刊宗旨，让我们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