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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民间文学上没有读过专业，也就没有门派，冷不丁闯进这个领域里来，有时不免受到某些学人的责难和冷落。青年时代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张紫晨先生就曾指责过我：“你还要另打出个旗帜来!”面对这种责难，我无言以对，只有一笑置之。但没有门派也有没有门派的好处。知识结构没有框框，不受近亲繁殖的局限，在研究工作中不仅受益于我所从事过的文学批评的滋养，而且能够自如地吸收和包容不同学者不同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到了老年，也就干脆为自己起了个“边缘人”的别名，以“独立作者”自况。“边缘人”者，出自我发表在《中华英才》1998年第10期上的一篇随笔《边缘人》，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多种报章杂志转载。我以“边缘人”自命，意在远离中心，事事作壁上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亦然。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为概念”的提出，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回应;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是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多流派的多元构成格局，以流派的存在与消长来统领百年学术史，等。 我是文学研究者，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批评家，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持文学的(包括比较文学的)立场和观点，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民间美学的研究，重视民间作品的题材、风格、形象、艺术、技法、语言的研究，等等，不等于无视民间作品与民俗生活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某种浑融性这一事实，也不等于排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民俗学的、原始艺术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现象。1986年前后，我甚至是较早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一人，并就整体研究的方法写过一篇长文。[1] 吕微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31日和《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上)，比较客观地、有分析地论列了我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了扩大视野，吸收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难解难分的联系，从1992年秋天起，花费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系统阅读考古发掘的报告和考古学的著作，并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不研究原始艺术及原始先民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就难于知道和破译民间文学的所来之径和所包含的内容之神秘、斑驳和多样。原始艺术的研究使我受益非浅，对我的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和帮助。包括钟敬文、徐华龙、陶思炎、陶阳、向云驹、吕微等民间文学研究家，何西来、王兴仁、丁道希、刘爱民等文学评论家，都写过文章予以评论、鼓励和指教。[2] 我还发表过几篇略有影响的文章，如《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中外论坛》[纽约]2002年第4期;荣获中国文联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和《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4期)。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我有感于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研究中的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情结、呼吁大力增强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的愿望，而在民间文学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倾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学科遭遇了困境。在教育部系统，因提倡民俗学而把民间文学由二级学科下降为“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从而变成了三级学科。本来过着闲云野鹤式的闲适生活的我，对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滥觞，稍后汇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的民间文学运动，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正如日中天，哪晓得如今反而沦落到了三级学科的地位，为此未免感到屈辱和伤感。于是几年来，我连续写了《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和《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12日)两篇文章，为遭遇沦落局面的民间文学学科呼吁。但毕竟人微言轻，国家学位委员会那些专家们哪有工夫听你这样一个已经是体制外的文化人的悲怆的呼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著名儿童文学教授王泉根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上写了一篇整版文章《学科级别：左右学术命运的指挥棒?》，也义愤填膺地为我们的民间文学学科的不幸遭遇大声疾呼。然而，可悲的是，至今并没有听到来自学位委员会的回应。 我从在北大读书时起，就开始积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的史料，50年代、80年代前后两度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易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学科发展的史料，还亲自参与了或经历了民间文艺界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经过几年的酝酿，于2003年下决心写作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希图通过自己的研究，理清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理论体系，也许会有助于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和完善。这个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但实在是力所不逮的庞大课题，其最终成果、一部98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终于在2006年完成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跋》里记下了我当年的心情和主要观点： 在步入古稀之年，决心写作这部规模如此之大的、带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实在是件自不量力的事情。所以下决心要写这本书，一是考虑到曾在民间文学工作岗位上前后工作了40年之久，需要为这门学科做一点事情，至少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也算了结多年来的心愿;二是这门学科虽然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途程，却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书来梳理一下其发展的历史，总结一下它的成就和不足。从学科建设来说，民间文艺学是由民间文学理论(包括原理体系和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学术史三者构成的，如果说，前二者先后都有人做过一些工作的话，而学术史的建构，理所当然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于是，我便不顾浅薄和年迈，在2003年的春天下了这个决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