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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这本《视觉表达》，较多方面、多角度的反映了视觉人类学基本的一些走向和状况。 邓：其实它还只是一种介绍性的读物。这是因为当时开了这个课以后，由于参考资料少，让学生阅读的书到图书馆借不到，我个人的藏书又不可能全部拿出来，所以只好搞一些讲座，弥补不足，再把讲座里的内容和我到处收集来的一些资料，拿来整合成一个参考读物。 徐：从视觉研究、视觉产业等方面看，可能视觉人类学的社会应用性前景还是很好的。 邓：就是现在大家说的所谓“读图时代”吧，还有“眼球经济”。视觉研究和视觉产业这一块的人才相当紧缺，特别是一些涉及到高科技的、原创性的东西，它不但整合了人文学科的东西、社会科学的东西，还有自然科学的东西。现在这种整合就是真正发挥了多学科的优势。那种多学科的跨度真是很大，对综合素质的要求相当高。你要只有单方面的技能，哪怕你能掌握机器，可能都不行，上不去。因为这种所谓设备只是一种表达的笔，最终在于表达本身，在于你要表达什么，表达得如何。所以综合素养就很重要。 徐：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认识它，视觉人类学是当代应用性最强的人类学分支之一？ 邓：其实现在人类学的应用性很多，包括像做社会评估、文化评估、都市现状和诸多公共领域的研究，都是很有应用性的。视觉人类学的应用性也是一种可能。在人类学田野考察中，作为一个工具，一种图像学方法，它在自己学科就很实用。过去，人类学家都要学会画画，测绘，后来照相机、电影机、DV什么的，成为田野考察必备的工具，它的好处在本学科里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人类学本身是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视觉研究可以有很多事干，比如图像学之于考古学，视知觉、视觉心理之于体质人类学，视觉认知、视觉思维、视觉表达、视觉传播之于文化人类学，视觉符号之于语言人类学等。在跨学科领域，视觉研究也有很多可为，比如和传播学、影视学、艺术和艺术史学、心理学、医学或公共卫生学等，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社会上也是一样的，由于人类学纪录片基本是反映社会的、边缘人群的状况，关于新媒体、视觉权力等方面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它们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不可忽略。最低标准，要是学生掌握了一些相关技术，对就业都有利得多，他可能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些其他领域里面去做事，比如传媒领域。 其实视觉人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继续支持它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能丢掉的，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不行。我很赞成芭芭拉·艾菲说的，视觉人类学要“超越民族志电影”。其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视觉人类学的概念已经有所延伸，除了民族志电影的领域外，两个作为补充的知识领域的定义也被界定。从那时开始，视觉人类学一方面创造和分析关于人类社会的各种视觉信息，比如图画、照片、电影或者计算机动画绘制。另一方面，视觉人类学家调查并比较视觉交流的文化上的多种形式，比如模拟的表达、姿势、舞蹈、戏剧等等。因此对于视觉人类学新的理解的关键词是关于文化的视觉信息和文化内部的视觉交流。随着九十年代的数字革命，和由全球媒体的影响而带来的变化，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视觉人类学现在着眼于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的文化影响。像这样一些研究选题，已经进入视觉人类学家的视野：电视新闻中的权力的视觉阶段性研究、身体的视觉阶段性研究、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电视在中国边远乡村的传播及社会交流的转变、视觉网络影迷社区、国际互联网的聊天群体与影迷群体、电子时代的发生地等等。芭芭拉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一个历史时期，在以往的历史中，人文学科进行专门研究的实证材料只来源于文献、声音的记录、考古器物等。有了新的数字化媒体后，我们面对的是代表着认识论挑战的各种新的材料来源。计算机平台模拟只是众多范例中的一个。对于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而言，古典的、亲身到现场的人们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例如，对国际互联网上的聊天群体以及影迷社区的研究，就表明了一种“虚拟的田野调查”。[36] 大家还可以读一下我推荐给本刊的芭芭拉的另外一篇文章，她在谈及影视人类学的当下处境时，指出在后工业化时代和跨国界网络时代这样的语境中，针对人类学包括影视人类学一直忽视研究对象多层面的生活实际的问题，马库斯提出“重新界定访谈对象”，因为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全球化语境中研究新涌现出的现象时，尤其会意识到，与他们打交道的，不再是以往研究情况下传统的访谈对象，而更多情况下要面对那些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决策等核心部门的专业人士。根据马库斯的观点，这一趋势会根除“学究式观念”。[37] 我由此想到，如果访谈对象需要重新界定的话，访谈者是否也需要重新界定呢？比如对于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来说，从来都是镜头对向他人的，有没有可能把镜头转向自己，或把摄像机交给访谈对象本人呢？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一些颠覆性的后果？我想这一定很有意思。年初我到北京做“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的评委，看那些第一次操机的村民拍的作品，评委们就产生了许多有关主位和客位、工具象征、工具与权力、认知模式和诠释、分享与误读、视觉表达方式及表达语境甚至本我、原生态、元视觉之类玄乎乎的联想。 徐：我觉得视觉人类学它一直是比较前沿性的，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学科。 邓：“一直”倒不然。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更换，而要看思想上有没有东西，原创性的东西。现在国内，不说是空白吧（因为毕竟还是有人在做），但是起码是很少，不像其他方向的人类学家的研究，那些著作是成堆成堆出来的，无论田野材料还是思想创意，都是很有分量的东西。视觉人类学作品不少，但理论梳理不够。当然，反过来可以说发展的空间还比较大。 徐：从你2002年开始的这个“视觉表达”讲座来看，你请了不少国外的学者来交流，在这方面能不能谈谈你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做法？ 邓：我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地让学生多见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不看到天下还有那么多的好东西，不打开自己的视野，很多东西免谈。在学校里要有一段积累，一定要让他们打开视野，理论积累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视野问题，就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像知识的东西可以积累，可以找，可以变化，可以消失，换掉，但是你的智慧，或者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观察方式、角度，还有观念，这都是很重要的，应该是在学校里好好训练的一个东西。对人才的引进不单只是那些在学术上地位比较高的学者，也有一些自由的独立制片人。我不认那些虚名，只认你实际干的东西，那就都请起来。此外，我们还要跟国外一些朋友搞点出版物，引进一些经典作品、经典论著。好在中山大学对学科发展比较重视，买了一些设备，让学生动手做起来。我很想找点钱来，设个奖项，让学生有个展示作品的机会，鼓励新人新作。学生也有这个积极性。他们曾经自己成立数字工作室，自己也在干。这一代玩电脑玩得很厉害，他们就发挥这个长处。等到毕业以后，他们能够对付一些社会上的工作，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对于学科建设，我本人希望尽量务实。在理论上能实实在在地推进一点，在技术和应用上也是要做，让他们动手，动脑，这个是最基本的。开学后，我将带一个由中法大学师生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开三辆房车，从广东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进入云南，然后在丽江塔城的村子里呆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属于巡回交流、混合及合作的跨文化观察及视觉表达的项目，严格讲不能视为一个真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计划或当代艺术创作计划，而应该是兼具田野调查、活动体验交流，及具有创意与主观经验纪录的跨文化视觉观察和分享的社会实践活动。平面摄影（传统的和数字的）、录像、声音、文字、图形将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强调真实的观察、倾听、思考与交流，强调来自不同文化及不同经验的观察角度和视觉表达。这个计划的挑战之一包括参与者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具体地针对交流、创新及文化差异性的各种形态，寻求必要的问题意识。 今年11月，中国民族学会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主办一个研讨会，其中有两个分会场，都是视觉人类学方面的，一个民族服饰研究分会场，一个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我受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委托，负责筹备这一块的事。今年初国际影视人类学会主席霍斯曼来广州时，我，开森（Karsten Krueger）和他商谈了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的一些细节问题。因为欧洲正好秋天有几个影视人类学方面的电影节，如果机会适当，他们可以带一些作品过来交流。我也邀请了欧盟和国家民政部项目“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的组织者吴文光和部分村民作者带作品参会，看看主位的“文化持有者”是怎样进行视觉表达的。我设想重点可以在“文化持有者视角”方面，希望提供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看人看我”的多重视角，可以讨论许多关于“主位”和“客位”、“我者”和“他者”、“观察与被观察”的有趣问题。12月广东连州国际摄影节，我的朋友杨小彦策划的主题，就是“回到原点：观察与被观察”，颇有一些视觉人类学的味道。他是新闻传播学系的系主任，又是画家和影像评论家，现在也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