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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亨廷顿关注政治参与，但仍然是在与发展有关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等多个目标构成的体系框架中理解和认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对他而言，扩大政治参与的唯一安全途径就是经济发展，而组织对于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 民族国家的建立，从本质上说与独裁政治或民主政治都没有必然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使许多社会面临着重大而不可更改的选择。这些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分享民族独立激情的同时，也处于高度的焦虑之中。殖民权威的撤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摆脱殖民统治的社会既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也要面对社会分裂的危险。为凝聚社会团结，危机中的社会迫切需要服从一个统一的权威和同一纪律模式。所谓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都可以从这种社会需要中获得合法性，并成为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亨廷顿关注一个社会“被治理的程度”并强调稳定和秩序的主要原因。 但是，参与的扩大毕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现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参与不断扩大的历史。无论在怎样的政体和制度下，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参与、或至少是对参与的要求也在持续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样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和政策议题，并因其急剧的社会变迁而迅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亨廷顿所珍视的“稳定与秩序”的价值已然受到了来自规范研究和意识形态思维的质疑，而就如何在参与扩大和政治稳定之间建立联系和平衡，他提出的路径也非常现实：组织和制度化。在他看来，组织是通往稳定的权力关系的通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一致性则是评价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的重要依据。有学者认为亨廷顿对组织和制度化这两个不同现象间关系的分析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甚至有使这两个不同概念相混淆之虞，更有一些学者在亨廷顿研究中被用以证明组织与制度化有助于创造稳定和秩序的经验案例中寻找漏洞。就连为2006年新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作序言的令亨廷顿骄傲的学生福山，也不认同在苏共执政时期的苏联有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亨廷顿的研究中，这一案例却是其阐述有关组织与秩序、稳定间关系的重要的经验依据。尽管如此，亨廷顿以富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方式对社会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不仅确立了他作为政治学家的地位，也引发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全新的思考。 在一些人看来，自由、民主等的价值远高于稳定和秩序，并对怎样的稳定和秩序才是值得欲求的问题耿耿于怀。但谁也不能否认，直至今日，稳定与秩序仍然是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而凡是存在这类问题的国家，其组织与制度化状况也令人担忧。秩序与稳定是制度化的外在表达，它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和谐与和解，也可能仅指不存在可见的暴力和混乱，还可能意味着一个政权能够较为成功地推行其政策目标并顺利运转。也许组织的存在不足以确保这些不同层次的稳定与秩序的获得，传统、习俗等也常常被看作实现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但谁又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组织而可能实现秩序与稳定的现代社会？虽然独裁统治也可以创造稳定与秩序，但这种统治形式却难以同高水平的制度化相容。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化无疑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有价值的特性。组织是制度化的重要基础，但组织不等同于制度化，也并不自动导向制度化。 (责任编辑：admin) |